父亲派来的黑色福特轿车停在码头，车身擦得锃亮，司机撑着一把油纸伞，恭敬地为我挡住风雨。
“小姐，老爷在公馆候着。”
我笑着点头，钻进车里。窗外的法租界街景在雨雾中倒退，石库门、红砖洋房、西洋招牌与中式茶楼交织成一幅奇异的画卷——这就是我阔别四年的上海，既熟悉又陌生。
祖宅在法租界的中心，占地极广，青砖铺就的庭院里栽着两株梧桐，叶片已被秋意染成浅黄。在巴黎时，总是想象着自己回到这里的模样，却没料到，第一晚便被母亲拉去裁缝铺，说是要为我做几身“合时宜”的旗袍。
“你留洋回来，穿洋装当然好看，可也要有些大家闺秀的样子。”母亲替我挑了一匹暗金色的真丝，“你二姑下月要做寿，崔家的老爷也会来。”
“崔家？”我对上海的豪门并不熟悉。
“崔胜铉，崔家的当家人。”母亲的语气里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意味，“年纪虽长你一些，可人品、学问，都没话说。”
我低头抚着那匹真丝，心里并未在意。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带回的那些诗集与小说，只想着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一处能安放我热爱文学的角落。
青藤书局在霞飞路的拐角，是法租界里颇有名气的书店。
我推门而入，铃声清脆，木质书架高至天花板，散发着旧纸与油墨的香气。
我径直上了二楼文学区，指尖在一排排书脊间滑过，最终停在一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上。正当我准备抽出时，另一只修长的手也落在了同一处。
我抬头，撞进一双沉静的眼睛。
檀香与纸墨的气息在空气里缓缓流动。男人立在书架前，修长的身影被夕阳镀上一层柔光，肩背如刀削般挺直，却又透着岁月沉淀的松弛。
他穿一件剪裁合体的黑色毛呢外套，袖口微卷，露出内里的雪白衬衫。男人眉眼深邃，英俊的面孔仿佛是被艺术家精心雕琢出来的。
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几分探究，又有几分不易察觉的笑意：
“小姐也喜欢波德莱尔？”
“只是偶尔读。”我有些窘迫地收回手，“先生先请。”
他却将书递到我面前，“我已读过多次，这本送你。”
“这……”我还未来得及拒绝，他已转身从书架上抽出另一本，“我再拿一本便是。”
我抱着那本《恶之花》，不知为何，心跳得极快。他在我身旁停了片刻，似乎随意地问道：“你对鲁迅的文章有兴趣吗？”
“当然。”提到鲁迅，我眼前一亮，“《呐喊》在巴黎也有人谈论，只是知者不多。”
“那便好。”他微微一笑，“我以为，如今的小姐们，大多只读鸳鸯蝴蝶派。”
我忍不住反驳：“文学不应分男女，更不该被流派束缚。”
他看着我，眼神中闪过一丝欣赏，“说得好。我是崔胜铉，很高兴认识你。”
那一刻，我才恍然想起母亲口中的“崔家老爷”。只是，眼前的他，比传闻中更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自那日后，我常去青藤书局。二楼靠窗的位置成了我们的“老地方”。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木桌上，映出茶盏里碧绿的龙井。
他的阅读范围极广，从《红楼梦》到左拉，从古典诗词到欧洲现代派。而我，也第一次在上海找到能与我彻夜长谈文学的人。
“你在法国，读的都是这些？”他翻着我带来的一本纪德，问道。
“不止。”我摇头，“也读罗曼·罗兰，读波伏娃。”
“女子多读些思想性的东西，是好事。”他顿了顿，又似不经意地问，“你家人不反对吗？”
我笑了笑，“反对也无用，我会自己想办法。”
他看着我，目光柔和下来，“你很像年轻时的我。”
“崔先生年轻时，也爱读这些？”
“爱读，也爱写。”他的眼神飘向窗外，“只是后来，家里的事多了，便少了时间。”
我想，他身上的沉静稳重，或许正是岁月与责任沉淀下来的。
青藤书局的老板与我父亲相识，很快，关于我与崔胜铉的流言便在社交圈里传开。
“留洋回来的大小姐，与年长二十岁的崔老爷走得太近，不知羞耻。”
我在二姑的寿宴上，亲耳听到这样的议论。那一刻，我端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窘迫，不动声色地走到我身旁，替我挡下那些探究的目光。
“不必在意。”他低声说。
可我还是开始刻意减少去书店的次数。直到有一天，他亲自登门。
那天，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站在我家的庭院里，手中捧着一本《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