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吐出一口烟雾：“就拿教育来说吧，枢密院教育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每年的公共教育拨款却只有四万镑。为什么钱这么少？这是因为议会里的先生们说，政府不能过度插手公民自由，因此，教育可以是教会的事，是慈善机构的事，是家长的事，但唯独不能是政府的事。这个借口很漂亮，它既能省钱，又可以在道德上站住脚。但我知道，在俄国，在普鲁士，甚至在法兰西，都没有人会把自由主义用在这种地方。”
乌瓦罗夫笑着摇头道：“英国政府一听到普鲁士或俄国的教育制度就唱自由主义的高调，说实话，这种事倒也不是只发生在英国，类似的话我也听过，只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
“恩？
“”
“在彼得堡，每当我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增加教育预算的时候，也总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些钱花得没有意义，因为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迟早会变成革命党。他们跟我说，你看英国，英国那么富强，不也没有在教育上投资多少吗？牛津和剑桥都是独立于政府的，不也照样培养出了牛顿和洛克？”
说到这里，乌瓦罗夫和亚瑟相视一笑，只听叮当一声，两人酒杯相碰，眨眼之间，杯子里的葡萄酒就又少了不少。
“看得出来，您为俄国的教育改革付出不少。”
“难道您在英国的海军部难道就轻松了吗？”
尽管改革方向不同，但作为政府中的改革派，乌瓦罗夫与亚瑟还是难免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
亚瑟循着他在俄国学到的风俗，掏出昨天刚从杰明街买来的鼻烟壶递给了乌瓦罗夫：“罢了，不聊那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了。话说回来，我对您将教育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观点深感认同。”
乌瓦罗夫接过鼻烟壶，倒了一些在手背上，将其吸入鼻中：“您是说，徜若有朝一日由你负责英国教育系统，您也打算这么做吗？”
乌瓦罗夫本以为亚瑟会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岂料亚瑟却出人预料地反驳了。
“那倒未必，英国与俄国的情况不同。”亚瑟笑着回道：“按照您的观点，俄国是青年期国家，而英国则是正值壮年的成年期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对待同样问题就要运用不同手法。如果将俄国教育的思想方针简单搬到英国身上，那就是从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变成了圣公会、君主立宪和民族性”，在圣公会与立宪制度上，我表示高度赞同，但在民族性的问题上，我还有疑虑。”
乌瓦罗夫闻言大感惊讶，因为在他看来，英国如今正大跨步的向着“信仰自由”
但乌瓦罗夫出现误判倒也正常，毕竟他并不知道亚瑟原先的天主教信仰也只是挂名而已，在世俗意义上，他信仰什么主要是根据政治需要。
不过————
尽管亚瑟早先信仰天主教只是出于逃避警队的例行礼拜，但随着他逐步成长为警务系统的图腾级人物，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现了天主教体制的优越性。
这倒不是说他打算重新回归天主教信仰，而是亚瑟觉得有必要按照天主教的结构重塑国教圣公会的管理体系。
这是由于在基督教的各个派别中，天主教的教权集中程度乃是最强的，徜若圣公会能够逐步恢复部分天主教仪轨，那么身为圣公会领袖的英国国王就将完成真正的政教合一，而由于英国的立宪制度，国王的权力又是由议会和政府代为行使的————
因此，国王政教合一也就意味着政府完成了政教合一。
教会系统也将失去与行政系统并行的地位，转而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部门。
如此一来，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行政命令无法在地方教区得到贯彻执行的情况将会大为改善，教区再也没办法拿着信仰当令箭，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
当然，教区不听命令的问题倒也不是只有这一个解法，另一个解法便是高举“信仰自由”的旗帜釜底抽薪。
可是————
“信仰自由”虽然很符合进步主义叙事，但对于亚瑟这样出身内务系统、主张秩序和稳定的官员来说，这简直就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
全国上下能够达成的共识本就不多，而信仰则勉强就可以算做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了。
徜若在国教问题上让步，那只会让本就混乱的社会思潮进一步走向分裂和对抗，老百姓连《圣经》都不看了，你想看点什么亚瑟爵士简直不敢想。
当然，说到信仰问题，肯定有人会提到爱尔兰。
毕竟那地方已经是天主教在不列颠最后也是最顽固的阵地了。
甚至可以说，天主教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是高度绑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