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说话，她也没立刻说，只将琴盒搁在脚边，安静地坐下了。
过了一会儿，她问：“你的帽子呢？”
他摸了一下头顶，放下手：“啊……忘在茶屋了。”
她“哦”了一声，“没点菜？”
他没应声。她叫伙计过来，要了一壶烧酒、一碟双倍分量的腌鳕鱼子。尾形正要拿钱，她抢先付了，没有给他机会。
“今天是我约你来这儿的，我结账。”她说，直勾勾地看他，“还是说，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女人付钱的那一类？”
花街约定俗成的规矩：叫艺伎外出陪餐，账目由客人结清。而这次刚好反过来了。
“这样好么？”他终于转过视线，咬着她的字眼，拖长腔调反问道，“私底下约我这一类人喝酒，我很好奇森川家的老头知道了会怎么想……还是说，他原来是那么一位慈祥和蔼、胸襟博大的老爷爷？”
说话的时候，他用同样赤|裸的目光看她，刻薄地审视着腻在鼻梁的妆粉，比暑夏时尖削一圈的下颌，还有敞到棱棱锁骨、织着一大片红枫叶的和服领子。又一次。他忍不住以这种恶劣到近乎恶意的态度待她。为什么不呢？她冷落他许久了，连找到新的情人也不知会他一声，任凭他在医院等着那束令人作呕的花枯萎干瘪，就像对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然而他不是吗？他们之间有什么称得上“牢固”的关系吗？充其量是一桩买卖。他花钱买她的人。她把自己卖给他，卖给任何一个愿意出价买她的人。就是这般毫无温度的交易，被体面的礼貌、技艺和恋爱游戏的手段包装整齐，像一块精美的空心糖果。倘若其中有哪些算得上温暖，也只有她的膝盖、手和嘴唇。那是不属于他的，也是不属于她自己的。
她没有过错。越是意识到这一点，心底延烧的火就越是没有着落。说不定某处已经被烧出一个洞了，但他感觉不到。最好是没有。
“森川先生和我分手了。”
若竹微笑着，用很平常的口吻说道。仿佛在谈论大米的价格。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
“还真够快的，”他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上午才听说他成了你的衣食父母呢。”
“是有够快的。”她笑笑，学舌一般地重复，“收到正式告知是午时的事了，那时我还在宴会上。”
烧酒和腌鳕鱼子端上来了。若竹给自己斟了一杯，又给尾形倒了一杯。这与她平时斟酒的次序是相反的。在尾形动筷之前，她率先起筷夹断了一长条鳕鱼子，取小的一头塞进嘴，细嚼慢咽起来。
“其实已经够久了。”她低声说，咽下鱼子，饮了一口酒。
尾形在等她说下去。但直到她喝完这杯酒，仍没有下文。
“没明白。”他喝了一口烧酒。那味道相当劣质，热刀片似的刮着嗓子。
“什么？”
“到底什么‘够久了’，没明白。”
“哦……”她点点头，喝光了新倒的一杯酒，“真稀奇呢，尾形先生会追问这种事。”
“把我叫到这种地方来，不就是想说这种事么？”尾形说，“我看起来很像适合听失恋的女人讲醉话的对象吗，抑或是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
若竹想了想，笑着说：“或许都是呢。”
尾形皱了皱眉，“你喝醉了？”
“我是想喝醉的。”她给自己斟了第三杯，向尾形举了一下，“如果我喝醉了，尾形先生会送我回去吗？”
“不会。”尾形干脆地说，没理会她敬酒式的抬手。自斟了下一杯，喝了。
“真是无情啊……”她用修过的圆指甲点着酒杯边沿，说，“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约尾形先生来这儿呢。”
“只是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尾形放酒杯的手在半空晃了一个多余的圈。正思索着是选“刚巧有空”还是“想找个面熟的人喝酒”当作回应，他听见她笑了两声，害怕冷场似的。
“开玩笑的，”她自自然然地说，将酒杯举到嘴唇边，“是因为有些事只能当面说。”
“难怪。”尾形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刻意忽略掉了一瞬间下坠般的空虚，“我洗耳恭听。”
若竹放下第四杯酒，没急着喝，用指尖小半圈、小半圈地拨弄。杯口拖着一弯湿润的红痕，是女人嘴唇的形状。
“襟替日那天的事，尾形先生还记得吧？”
“那天的事可多着呢，”尾形说，盯着自己的半杯残酒，“哪一件啊？”
他听到这问题的第一反应是“兴师问罪”，又立即打消了这念头。婚礼、花和丝带的事在住院时就已经揭过了，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如若没揭过，她开口第一句话绝不会那样说。他也不觉得会是送琴的事，或是其后置屋妈妈认错人的事。太琐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