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采用广撒网式的研究，充分利用现有的医学知识，才能够进行单点或多点突破。
“我们需要多线并行。”杨平说，“而且亚健康状态的调节可能比癌症调节更简单，按照我们的理论，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亚健康状态系统偏离程度更浅，纠错所需信号更温和，反馈机制更完整，需要用于调节的参数和机制更少。研究它，反而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调节的基本原理。”
陆小路经杨平这么解释，明白了杨平的苦心，杨教授看问题是直达本质，已经不是使用传统思维。
就在这时，曼因斯坦从柏林发来紧急消息。
“教授，有个情况你需要知道。”视频里的曼因斯坦神色凝重，“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一位高级顾问私下透露，有几家大药企正在游说希望将基于你们的调节理论的任何药物或治疗方案纳入‘孤儿药’或‘突破性疗法’的加速审批通道，但同时他们也在推动将‘系统调节’的疗效评估标准，与传统化疗、靶向药的标准统一化。”
杨平立刻明白了其中的陷阱：“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用传统标准来评价调节疗法？可对于预防性应用，这些指标根本不适用。这样，他们提前对系统调节理论延伸出来的药物和治疗做了隐性约束，不能进入任何你疾病预防性治疗，只能局限在肿瘤治疗领域，降低新疗法对他们现有技术的打击。”
“正是如此。”曼因斯坦点头，“如果游说成功，监管机构可能要求你们用一把旧尺子来丈量成果。更糟的是，这些药企自己的管线里，有大量传统阻断思路的新药物。他们想搭你们的顺风车，让监管认可他们的这些新药，然后将这些药物也纳入你的调节理论范围，故意混淆，达到快速上市的目的。”
这是资本看到了风口，但想按照自己的逻辑塑造它。
“我们需要提前定义标准。”杨平果断说，“在新的研究计划设计中要明确写入我们提出的‘系统健康状态指标’，并开始游说监管机构接受这套新评估体系。同时，我们要公开发文，厘清‘TIM调节’与‘传统阻断’的根本区别，前者是系统对话，后者仍是靶点攻击。”
为了争取话语权，三天后，杨平在《自然·医学》上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标题直白：《K疗法：全新医学模式的实践》
文章清晰地画出技术路径：TIM作为细胞身份状态的信号枢纽→设计调节剂微调其构象与信号输出→目标是“恢复细胞身份逻辑的正常化”，触发系统自我秩序重建。这是“对话与纠错”。
文章用艾琳娜案例的数据展示，观察到的是腺瘤细胞“良性化”、系统熵值降低、全身协同性提高，而非简单的细胞死亡。文末呼吁：“监管科学需要与生物医学的范式演进同步。对于系统层面的干预，我们需要系统层面的评估工具。而不是将这种新理论与传统理论进行混淆。”
美国FDA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在推特上转发了文章，并评论：“我们确实需要思考当治疗的目标从‘消除病灶’转向‘恢复系统健康’时，我们的审评框架该如何适应？这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伦理和社会问题。”
“新计划”的草案提交给全球十二家顶尖医疗中心征询意见时，收到了超过三百条修改建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照组的设置。
传统派坚持对照组应为“标准监测”，即定期肠镜，发现进展即手术。他们认为这是当前公认的标准，任何新方案都必须与之比较。
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对照组应该是“标准监测生活方式干预”。他们的理由是，既然调节疗法的核心理念是恢复系统健康，那么单纯比较“药物调节”与“被动监测”是不公平的，因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饮食、运动、压力管理本身就有身体调节作用。真正的科学问题应该是：在优化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额外的精准调节剂能带来多少增量收益？
“这会让试验设计变得极其复杂。”宋子墨皱眉，“生活方式干预很难标准化，依从性难以控制。”
最终新计划采纳了分层设计：所有入组患者都接受基础的健康教育；然后随机分为三组：标准监测、标准监测结构化生活方式干预、结构化生活方式干预个性化系统调节。主要终点是五年结直肠癌发生率，但预设了多达十七个次要终点，涵盖病理逆转、系统稳定性指标、生活质量等。
方案公布后，引发了方法论上的热烈讨论。
《柳叶刀》专门刊发社论，称其为“首个试图整合生物医学、行为科学和系统思维的超级临床试验”，认为无论结果如何，其设计思路本身将推动临床研究方法论的进步。
就在试验筹备紧锣密鼓进行时，一个陌生人联系了杨平。
来电者是陈启文，一位旅美华人，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系讲席教授，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将人工智能用于药物发现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