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冷清的住所，陈宝仓独坐书房，窗外夜色渐浓，他却毫无睡意。桌上散落着几张旧日与吴石的合影，照片上两人身着戎装，意气风发。往昔并肩作战、畅谈国事的场景历历在目，与如今挚友身陷囹圄、生死未卜的惨状形成尖锐对比。一种强烈的、几乎要将他撕裂的无力感和负罪感，如同毒蛇般啃噬着他的灵魂。
“虞薰兄在狱中受苦，我却在此苟安……”
“我当初为何没有更坚决地劝他离开？”
“难道就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
这些念头如同旋涡，将他拖向绝望的深渊。他知道，凭借自己现在的身份和能量，想要通过正常渠道营救吴石，无异于痴人说梦。毛人凤的态度已经再明确不过，证据链（无论真假）已经形成，吴石被当成了必须铲除的目标。常规的努力，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渺小得可笑。
就在这极度的痛苦与焦灼中，一个疯狂、决绝、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毁灭的念头，如同暗夜中的一道闪电，骤然劈开了他混乱的思绪——
如果……如果“密使一号”不是吴石，而是我陈宝仓呢？
这个想法让他浑身剧震，冷汗瞬间湿透了衬衣。这太疯狂了！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是自寻死路！但紧接着，一种畸形的逻辑开始在他脑中疯狂滋长：
转移焦点： 保密局的核心目标是坐实吴石的“共谍”身份。如果有一个级别相当、甚至更能接触某些机密（陈宝仓在国防部职位特殊）的人站出来“自认”，势必会打乱对方的部署，迫使对方重新评估证据，至少能制造巨大的混乱和疑点，为吴石争取喘息之机，甚至可能引发更高层的介入或质疑。
混淆视听： 他可以伪造一些“证据”——比如模仿共党的密写方式写几句模糊的话，或者虚构几次秘密接头的细节——这些“证据”的破绽或许经不起最严苛的推敲，但足以在短时间内搅浑水，让原本看似清晰的指控变得扑朔迷离。
情感赎罪： 在内心深处，这更是一种近乎殉道式的赎罪。他无法忍受挚友独自承担一切，而自己却安然无恙。与其在愧疚中煎熬，不如采取最极端的方式，与吴石共同面对这场浩劫。哪怕最终无法救出虞薰，至少，他尝试过了，他没有袖手旁观。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如同野草般疯长，再也无法遏制。理性告诉他这是飞蛾扑火，但情感和道义，却驱使他走向这条不归路。他想起吴石最后嘱托他“活下去，见证”，但他此刻觉得，有些东西，比“活下去”更重要。
精心的“准备”
接下来的两天，陈宝仓如同着魔一般，开始了极其隐秘的“准备工作”。他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利用自己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对共党活动方式的了解（源于以往的反共研究），开始伪造“证据”。
他找出一本普通的商业账簿，用从黑市弄来的特殊药剂（他推测共党可能使用的密写水成分），在一些账目记录的空白处，用极细的笔尖，模仿那种需要显影才能看到的密写方式，写下了一些含义模糊的句子，如“东南风急，货已备妥”、“三号联络点安全”、“转告老家，情况有变”等。他故意让笔迹显得生涩，模仿初学者的紧张。他还精心构思了几段“自述”，描述自己如何被“共产主义理想”感召，如何利用职务之便传递情报，甚至“交代”了两次虚构的、与“上线”在偏僻地点接头的经历。
这些伪造的东西，在真正的审讯专家眼里可能漏洞百出，但陈宝仓赌的是“主动自首”带来的冲击效应，以及保密局急于结案的心理，可能会在短期内扰乱视线。
准备妥当后，他将这些“证据”小心地藏在一本厚厚的《曾文正公全集》的书脊夹层里。
决绝的行动
第三天清晨，天色未明，寒意刺骨。陈宝仓换上一身整洁的旧军装，没有佩戴任何勋章，神情肃穆，如同奔赴刑场。他将那本藏有“证据”的书拿在手中，对家人只简单说了一句“我出去办点事，可能晚些回来”，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他直接驱车来到保密局那栋阴森的大楼前。门口的卫兵认出了这位将军，但对他如此早的到来感到诧异。
“我要见毛人凤局长。”陈宝仓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
经过层层通报，他被带到了毛人凤的办公室。毛人凤显然刚起床不久，脸上还带着一丝倦容，看到陈宝仓以及他手中那本书，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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