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区别对待，并非出于仁慈，而是基于谷正文的策略判断：吴石是核心目标，是必须攻破的堡垒；而聂曦，一个年轻的副官，在谷正文看来，更可能是一个被利用的、知情不多的边缘角色，或者是打开吴石心防的一个潜在突破口。因此，对聂曦的审讯，采取了相对常规的“软硬兼施”策略，旨在从他口中榨取关于吴石日常言行、人际交往的细节，用以交叉验证和充实对吴石的指控，并试图寻找可能的矛盾或漏洞。
聂曦清晰地记得老师吴石被捕前的嘱托——“沉潜待机”、“活下去，见证”，更记得那枚重如泰山、藏于隐秘之处的微缩胶卷所代表的终极使命。他明白，自己此刻最重要的任务，不是逞英雄式的对抗，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威胁，保全自己，为那不知何时才能启动的“密使二号”任务，保留最后的火种。
因此，当审讯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面对桌后那名目光锐利、试图营造压迫感的中年审讯官时，聂曦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他将真实的恐惧、对老师的担忧、以及肩负重任的巨大压力，巧妙地转化为一种符合他年龄和身份的、恰到好处的“恐慌”与“求生欲”。
“姓名！”
“聂……聂曦。”
“职务！”
“国防部参谋次长办公室，中校副官。”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聂曦抬起头，脸上适当地流露出惊慌和茫然：“长……长官，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负责处理日常公务，我什么都没做啊！”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双手下意识地绞在一起，完全是一副被突如其来的灾祸吓坏了的年轻军官模样。
审讯官冷笑一声，将一张吴石的照片拍在桌上：“吴石是共党潜伏特务，证据确凿！你是他的贴身副官，会不知道？说！你替他干了多少事？传递过多少次情报？”
“冤枉啊长官！”聂曦猛地提高音量，带着哭腔，“吴次长他……他怎么可能是共党？这绝对不可能！他每天兢兢业业，为党国效力，大家都看在眼里！我跟着他这么久，从来没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长官，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他急切地为吴石辩解，这种反应，在一个忠诚的副官身上，合情合理。
“搞错了？”审讯官逼视着他，“那你说说，吴石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比如，私下会见陌生人？或者，交代你处理过什么不寻常的文件？”
聂曦心中凛然，知道关键考验来了。他不能完全一问三不知，那样反而显得可疑。他必须提供一些信息，但必须是无关痛痒、甚至能侧面烘托吴石“正常形象”的信息。
他装作努力回忆的样子，然后说道：“吴次长交往的都是军方同僚和政府官员，像陈宝仓将军、还有……（他报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名字）。私下会见……好像很少，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部里或者家里，生活很规律。文件……都是正常的公务文件，他批阅非常认真，有时候为了一个部署细节，会反复核对到深夜……”
他提供的都是吴石“工作认真”、“生活规律”的表面信息，完全符合一个模范军官的形象，甚至暗中强化了“吴石是忠臣”的观感。当被追问具体细节，尤其是涉及敏感时间点或特定人物时，他就表现出记忆模糊或推说不清楚。
“长官，我真的就是个跑腿办事的副官，次长的大事，我哪里能知道那么多……我就是按照吩咐送送文件，安排行程……”聂曦反复强调自己的“微不足道”，姿态放得极低。
审讯官几次试图设下语言陷阱，比如突然厉声问：“去年十月，吴石让你去基隆码头接的人是谁？！” 或者 “他书桌抽屉里那个上了锁的盒子，里面是什么？！”
这些问题有些是虚张声势，有些则可能暗藏杀机。聂曦心中紧张到极点，但脸上却维持着困惑和努力思索的表情，然后给出看似合理、实则避重就轻的回答，或者直接表示“不记得了”、“没注意过”。他的表演恰到好处，既不过分狡黠，也不显得愚蠢，就像一个被卷入大案、惊慌失措却又努力配合的普通年轻军官。
连续几轮审讯下来，审讯官也有些疲惫和失望。从聂曦这里，他们得到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信息，无法直接指证吴石，也无法将聂曦本人定性为重要同谋。聂曦表现出来的“配合”态度，以及他那看似真实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讯官的警惕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最终，审讯官合上记录本，冷冷地看着聂曦：“聂曦，你最好说的是实话！如果让我们发现你有半句虚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