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易注意到，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带著一种相似的表情。那不是圣米歇尔广场上年轻人那种外放的热情或躁动，而是一种混合了阶级优越感与生活满足感的，恰到好处的漠然。他们彼此交谈时声音很低，在露天咖啡馆的座位上翻阅报纸，牵著的宠物狗都仿佛修剪得比別处的同类更加一丝不苟。
他们不是在造访这条街道，他们就是这条街道。
与人群变化同步的，是大道两旁的商店景观。
拉丁区那些以波西米亚风格为卖点的平价店铺，在这里悄然隱退至幕后。圣日耳曼大道两侧的橱窗，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宣言。
高端精品店取代了旧书店，门面变成了低调的深色大理石或黄铜，玻璃擦得一尘不染。橱窗里没有堆砌的商品，往往只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孤傲地展示著一件当季新品或一件艺术品般的珠宝。它们不像是商店，更像是一个个需要邀请函才能进入的私人沙龙。
画廊则取代了小酒馆。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墙上悬掛的巨幅抽象画作，或是造型奇特的现代雕塑。里面的光线是博物馆级別的，安静得仿佛能听到灰尘落下的声音。
就连空气中的气味都变了，街角快餐店的油脂香和华夫饼的甜腻气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级香水、崭新皮革和昂贵咖啡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属於財富的繁复味道。
但圣日耳曼德佩並非总是如此，与拉丁区一样，它也有一个从墨洛温王朝起始的故事。但跟它的邻居不同，圣日耳曼德佩並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它也从来不是知识分子青睞的居所。saint-gerin-des-prés，之所以后缀有“des-prés”这个词，正是因为它最初的原型，是巴黎城墙之外的牧场和开阔田野，是那些操著拉丁语的异国学者绝不会涉足的地方。
543年，墨洛温王朝国王希尔德贝尔一世下令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修道院，用於安放圣物。576年，备受尊敬的主教，巴黎城未来的主保圣人圣日耳曼被安葬於此，修道院因此得名圣日耳曼德佩。它的声望和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一个重要的皇家赞助和朝圣之地。
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圣日耳曼德佩，就是与拉丁区的“袍”对立的那座“城”。
修道院在歷史上屡遭劫难，包括9世纪维京人的入侵和破坏，但也经歷了辉煌的重建。法国文艺復兴之后与大革命之前的所谓前现代化时期，恰逢巴黎的城市中心西移。1682年，路易十四將宫廷迁往凡尔赛，贵族们纷纷效仿国王，离开玛莱区，迁往位於城市西部的新宫廷附近地区。
圣日耳曼德佩区，这个当时的“城外之郊”，一夜之间成为了黄金地段。原因无他，它正处在巴黎老城与凡尔赛宫廷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法国最顶级的贵族们需要一个既能远离城市喧囂，又能方便他们隨时前往凡尔赛朝覲国王的地方。
於是，他们开始竞相拋弃在玛莱区那些虽然华丽但已显侷促的旧府邸，在这片开阔的牧场上，兴建起一座又一座宏伟的宅邸。这些建筑不再是中世纪那种临街的堡垒，而是一种更注重私密性的全新建筑形制——htel particulier，私人公馆。它们隱藏在高墙之后，拥有广阔的私家园和幽深的庭院。
在短短一个世纪里，圣日耳曼德佩区或者说当时更流行的称谓，法布圣日耳曼区，成为了旧制度顶层权力和极致奢华的象徵。
然后，1789年的风暴来临了。
法国大革命对该地区的清零，是决定性的。
修道院被解散，其广袤的土地被收归国有。而那些贵族们呢？他们要么逃往国外，成为了流亡者，要么在恐怖统治期间登上了断头台。
他们的私人公馆，这些旧制度的巢穴，同样被没收。
於是，一场巴黎歷史上规模空前的清仓大甩卖开始了。圣日耳曼德佩区，这个旧贵族的领地，连同修道院释放出的巨量土地，被一同拋向了市场。
谁是买家？
是当时的新贵，是那些在拿破崙战爭中迅速崛起的新晋將军，是在督政府和大革命期间通过投机倒把和供应军队而暴富的银行家与实业家。
他们买下的不仅仅是石头、土地和园。他们买下的是一个身份，一段故事，一种合法性。
旧制度的血统消失了，但旧制度的品味和地址却被这些新主人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在波旁王朝復辟时期，那些小心翼翼归来的旧贵族残余，与这些財力雄厚的新贵族们，共同重塑了这里。
从此，圣日耳曼德佩区巩固了它作为巴黎最保守、最排外，也最昂贵的老钱大本营的形象。它成为了正统派的堡垒，与杜伊勒里宫和爱丽舍宫的政治喧囂始终保持著一种高傲的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