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年，维京人首次率领舰队洗劫了巴黎，当时的法兰克国王禿头查理仓皇组织起的防御不堪一击。查理国王最终被迫支付了7000法兰克里弗尔的金银作为赎金，才使维京人撤退。而到了885年，维京人对巴黎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围困。正是在这次围困中，位於左岸，暴露在城墙之外的穷人圣朱利安教堂，被诺曼人摧毁。
换句话说，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初次毁灭，就是早期巴黎倾颓之象最直接也最典型的象徵。
下一个转折点，出现在987年。当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在987年去世时，法兰克贵族们做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他们选举了当时强大的巴黎伯爵于格-卡佩作为他们的新国王。从於-卡佩於987年登上王位开始，巴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巴黎城市发展的幼年期结束了，一个作为王国首都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卡佩王朝的国王们开始系统性地將他们的封地巴黎打造成王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之都。这一时期的巴黎经歷了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正是在这一轮城市復兴和扩张的大背景下，穷人圣朱利安教堂在1160年至1170年间，於其被维京人摧毁的原址上进行了重建。它的重建，与1163年巴黎圣母院的奠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共同拉开了巴黎中世纪盛期建设热潮的序幕。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主要服务对象，也从囊中羞涩的旅行者，和生活困苦的本地居民，变成了成千上万涌入左岸，迫切需要住宿、食物和医疗照护的年轻学子。
值得注意的是，穷人圣朱利安教堂之所以规模相较於巴黎的其他教堂如此之小，装饰如此简朴，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按照规划正式完工过。芭芭拉与韩易此刻看到的最终建成尺寸，比原计划要小得多。而这个从未成为现实的未来，其实也是与巴黎的歷史息息相关的。
圣朱利安教堂在12世纪的重建，恰逢一场被歷史学家称为慈善革命的社会运动。以前主要由修道院垄断的慈善事业，现在越来越多地由富裕的平信徒资助和建立。到13世纪，医院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慈善遗赠接受者之一。在那个时候的巴黎，右岸的商人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財富，但这与传统基督教道德发生了衝突，后者对营利和高利贷持怀疑甚至谴责的態度。
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与传统道德之间的紧张关係，催生了一种神学焦虑。
如何化解这种焦虑？通过慈善。
大量金钱流向了类似於主宫医院这样的专业化医院，穷人圣朱利安教堂，自然也就被人扫到了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这就是韩易所说的，在巴黎，歷史是空气，是脚下的路。他们正在做的，不是参观歷史，而是穿行於歷史之中。
谁能想到，这样一处不起眼的古蹟，就承载了整座城市从首次登上歷史舞台，到步入中世纪盛期，再到逐渐向文艺復兴接近的全部记忆呢？
它的建成、焚毁、重建、衰落，都是巴黎这座城市宏大命运的同步律动，是鐫刻在石墙上的荣辱兴衰。
韩易与芭芭拉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与它擦肩而过。
但这，恰恰就是巴黎的迷人之处，或者说，每一座像它这样的古城，皆是如此。
它们真正的宝藏，从不陈列在聚光灯下，而是散落在你不经意间走过的每一条小巷。
你脚下的每一块砖，都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墓志铭。
在这里，最深刻的歷史总是偽装成最平凡的日常，等待与你不期而遇。
可能你需要无数次回眸，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
但当你注意到时，那將会是命运为你准备的，最丰盛的礼物。
而接下来的这段路程里，两人遇到的礼物，还有很多。
比如他们经过穷人圣朱利安教堂之后，向西走过整条圣塞味利街，看见的圣米歇尔广场。
它坐落在拉丁区地理意义上的西北边陲，代表著拉丁区最嘈杂，也最商业化的一面。
仿佛刚从一条寂静的歷史密道中钻出，甫一踏入圣米歇尔广场，韩易与芭芭拉瞬间就被声浪和光影交织而成的幻梦所吞没。
阳光並不炽烈，却慷慨地驱散了空气中的寒意，將整个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舞台。
这里是巴黎第五区的心跳所在，与刚才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僻静截然相反，这里是流动的，沸腾的。
车流、人潮、鸽群，在广场上交匯、盘旋、再散开。书店、小酒馆、快餐店和纪念品商店鳞次櫛比，闪烁的招牌与古老的建筑立面毫不突兀地並存。无数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拉丁区永恆的主人——三五成群，背著帆布包，高声谈论著刚结束的展览或即將到来的考试，在驻足拍照的游客间穿行。
而所有这些流动的喧囂，所有这些世俗的活力，似乎都在广场尽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