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未落，大司农麋竺捧着算盘惊呼：
“三百蝗吏、三千耒耜手，月耗粮饷五万斛！”
“更遑论赏粮，又是一笔巨费。”
“较之蝗灾损失，不过九牛一毛。”
李翊示意陈登继续说。
“可在河北蝗灾重发地，设六大官鸭坊，常备鹜鸟二十万。”
“选退役老卒为鸭倌，按军制管理——此乃永绝蝗患之基！”
众人听完陈登这个提议，无不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来这是要下血本去治理蝗灾了。
如果古代政府真的决心尝试推行“以鸭治蝗”的政策，它需要一套极其复杂和昂贵的系统、
就像陈登适才提出的，设置“蝗吏”，鼓励农民报告蝗卵和跳蝻的发现情况。
必须早发现、早应对，在蝗虫起飞前进行扑杀。
然后建立“鸭兵”储备和后勤系统。
通过集中养殖，在战略要地建立大型官办养鸭场。
常年储备大量鸭子。
设立征集机制，制定政策。
在蝗灾发生时，强制征用民间鸭禽，并给予补偿。
至于指挥权，仍然由中央统筹，地方官负责具体执行。
同时还需要人力动员，招募和动员大量农民作为“鸭倌”。
负责在田间地野放鸭、驱赶和收拢鸭群。
这相当于组织一支临时军队。
当然了，主力军仍然是人。
“鸭兵”只能是奇兵，主力必须是人。
历史上最有效的办法依然是《捕蝗图说》等典籍记载的：
组织民众，采用围扑、火烧、土埋、网捕等方法。
这是成本最低、最能快速动员的方式。
再有就是设立奖惩制度：
对捕蝗有功的官员和民众给予奖赏，对防治不力的官员进行惩处。
这套系统虽然听起来很美好，但实施起来极其困难。
光是这养殖成本，大规模官养鸭群需要持续的粮食投入、人力管理和场地建设。
这就是一笔巨大的常年性财政支出。
而大规模、远距离调动“鸭兵”和民夫，其消耗的粮草、物资也是天文数字。
甚至不排除超过蝗灾本身造成的经济损失。
至于官僚系统的负担，它需要一套全新的、复杂的官僚体系来管理这件事。
其带来的贪腐、低效和内部消耗可能让计划效果大打折扣。
当然，还有社会成本。
大规模征用民夫会影响农业的正常生产，引起民怨。
种种现实摆在眼前，都成了实行防灾的巨大阻碍。
面对这笔经济账。
刘备眉头紧锁，他暗叹当皇帝果然是天下第一苦差事儿。
如果顾着这个，便顾不着那个。
既要又要，最是困难。
“可以酌情办理，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再考虑在河北实施。”
这样庞大的系统，刘备也不敢全面推行，只能先试点进行。
谈罢退朝，众臣次第告退。
……
话分两头。
长安城，旌旗蔽日。
雍凉大都督诸葛亮端坐都督府正堂，麈尾轻摇间，目光掠过案头西域舆图。
阶下三列使者绛衣玄冠，手捧鎏金国书——
鄯善使者眉目深邃，龟兹使者卷髯及胸，于阗使者额间犹存昆仑山神赐下的朱砂纹。
“自永初元年羌乱骤起，西域都护府倾覆至今，已历百又三载。”
诸葛亮声如清磬，“今见诸君踏碎流沙而来，犹见汉室德音再播葱岭。”
由于国家财政吃紧，自军改重新设立军区起。
李翊便提醒过诸葛亮，国家要减少对关中的军费开支。
言外之意，你需要自给自足，不能全指望国家给你补贴。
但李翊也给了诸葛亮一条具体的办法，那就是重新开辟丝绸之路。
这也是李翊选中诸葛亮镇守关中的原因之一。
因为诸葛亮是古代罕见的具备“现代经济学”观的政治家。
仅凭其历史上建立的“蜀锦”布雷顿森林体系，便足以证明诸葛亮的经济学观非常超前。
尤其是在这个重农抑商的社会，更显得难能可贵。
开辟丝绸之路的好处，诸葛亮当然能够意识到。
中国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贸易顺差。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是当时西方世界最渴望的奢侈品。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超高附加值。
而且目前汉朝已经渐渐从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