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记事起我就在纽约皇后区的一栋独栋别墅里，院子里种着母亲最喜欢的玫瑰。记忆里的童年，总是浸在午后的阳光里，母亲坐在露台的藤椅上读诗，父亲在书房处理工作，空气里飘着咖啡的醇香和玫瑰的甜香。那时的我，是被捧在掌心里的小公主，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偶尔夹杂着母亲教的几句软糯的中文，日子过得像一部慢节奏的文艺电影，温暖又绵长。
我在纽约的私立学校读到初三，学校里的同学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却能因为一场球赛、一本漫画笑得不分你我。母亲总担心我忘本，每天晚上都会抽出一个小时教我写汉字、读古诗。她的书法很好，笔尖在宣纸上划过，留下的不仅是工整的字迹，还有淡淡的墨香，那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嗅觉记忆。
初三上学期，母亲的身体开始变得不好。起初只是偶尔的咳嗽和疲惫，她总说只是累着了，休息休息就好。可后来，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体重也急剧下降，父亲带着她跑遍了纽约的各大医院，最终确诊为胰腺癌晚期。这个结果像一道惊雷，劈碎了我们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我永远记得那个飘着细雨的下午，父亲把我从学校接回来，坐在车里，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颤抖，却用异常平静的语气告诉我：“桴生，妈妈的时间不多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浑身冰冷，仿佛窗外的细雨都淋进了心里。
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每天放学都会去医院看她。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曾经明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光彩，可每次看到我，她都会努力挤出一个微笑，拉着我的手说：“桴生要乖，要好好学习，以后要照顾好爸爸。”我趴在她的床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可母亲却用冰凉的手指轻轻擦掉我的眼泪，轻声说：“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女孩子要坚强。”
母亲去世的那天，纽约下着大雪。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医生和护士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最终出来摇了摇头。父亲站在我身边，背脊挺得笔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我以为他不难过母亲的离去，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睡着以后，他会一个人坐在母亲的房间里，对着母亲的照片发呆，整夜整夜地不睡觉。
母亲下葬后的几天，我照常去上学。放学回家时，总能闻到家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酒精味。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摆着好几个空酒瓶，他的眼神浑浊，头发凌乱，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儒雅。我想上前劝他，可他只是挥了挥手，让我回房间写作业。父亲的平静只是伪装，他把所有的悲伤都藏在了心底，用酒精麻痹着自己，逃避着母亲已经离开的事实。
初三下学期，父亲告诉我，他要带我回中国。他说：“这里有太多关于你妈妈的回忆，我们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我没有反对，纽约的一切都因为母亲的离开而变得苍白，我也想逃离这个充满悲伤的地方。
回到中国后，我们住在了父亲早已购置的别墅区里。房子很大，装修得很豪华，却没有一丝家的温暖。父亲忙着打理工作，很少在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插班进了当地一所重点中学的初三下学期，因为长期在纽约生活，我的中文虽然能交流，但写起来还是有些吃力，而且课本上的知识也和纽约的课程体系有很大差异，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压抑。
高一那年，父亲给我找了个后妈。她比父亲小五岁，看起来温柔又知性。我一开始对她很排斥，总觉得她是来取代母亲位置的。可她并没有在意我的冷淡，每天都会亲自下厨给我做我爱吃的菜，知道我中文不好，就给我买了很多课外读物，耐心地教我认字、理解古诗的含义。
她的爱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而是体现在点点滴滴的细节里。我考试失利难过时，她不会说太多安慰的话，只是默默递给我一杯热牛奶，坐在我身边陪着我。
我渐渐开始接受她，虽然我没叫过她“妈妈”，但心里已经把她当成了家人。父亲和她没有孩子，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身上，这份默默无闻的爱，像一股暖流，慢慢融化了我心里的坚冰。
高中三年，我渐渐适应了国内的生活，中文也越来越流利，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高三文理分班那天，我选了理科，我在教室靠窗的位置坐着，我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同学，这里有人吗？”
我抬头，看到一个女孩站在我旁边，她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扎着低马尾，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带着黑色眼睛，透露着一股文科班才有的气息，眼睛像盛满了星光，明亮又清澈。我知道她是谁，她叫宁晚枫。我说：“没人。”
她笑着说了声“太好了”，然后坐在了我旁边，把书包往桌子上一放，：“我叫宁晚枫，以后请多指教呀，曲大佬！”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