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之前的信息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裕仁天皇这个人，本质是懦弱的、怕死的。他把日本的平民一次次地推上无法胜利的战场，然后却在和美国人开战之前就让自己的亲戚从军队中退役，在战争还未开始的时候就想着战败之后的后路。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之后还冷静的下来呢？”周总理简单地解释了一下为何他们并不觉得惊讶，辽宁省政府为了这次的审判工作收集了不少有关裕仁的资料，让主席、总理等人对这个老对手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我们现在把裕仁和其他日本战犯抓了回来，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而已，要在世人面前公开公正地审判他们的罪行，只有这个样子，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同胞、同志们才能真正安息，我们和日本人民才能真正地重新开始。”主席昨晚在行动的时候一直没有睡觉，而是坐在指挥室里面通过解放军特别分队的战士们佩戴的战术记录仪观看抓捕裕仁的行动，现在行动顺利结束了，但主席依旧没有彻底放下心来。
“我们的审判工作可以尽快开办，既然梅汝先生已经把我们需要的罪证整理完毕，而且辽宁省的同志们也额外添加了不少新的材料，我们没有拖时间的必要。”主席手上夹着一支香烟，并敲了敲桌上的烟灰缸，抖落已经烧了半截的烟灰，他昨晚实在很紧张，所以不停地抽着烟。
“这个事情我们会尽快组织，”周总理点点头说道，“另外，日本共产党的同志们向我们询问，现在是不是他们推翻日本现政府的最好时机，我们要不要答复？”
“这件事情他们应该自己决定，我们抓捕日本战犯这件事情和日本同志们何时发动革命并没有直接联系，他们觉得时机合适就可以行动，我们可以照样提供必要的支持。”主席回应道。
日军在战争结束之后已经被遣散，而我党本次抓捕的战犯基本上都是原本的侵华日军将领和日本皇室成员，事实上和日本平民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关系。而经此一夜的日本高层人物则是人心惶惶，中国人竟然能在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日本各地劫走上百人，每个人都在担心下一次会不会轮到自己。而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在这一天的早上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发生了什么事情，经济封锁之下，各大媒体早已关门倒闭，唯一还在运作的宣传机构可能就是时不时出现的日共了。
“现在中国同志们已经将我们进行革命活动的阻碍清除了不少，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要尽量靠自己完成。虽然我们总体上仍然缺乏经验，但是中国同志们没有事事替我们做决定的义务。”
在日共高层的会议上，刚刚从中国治病归来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向周围的同志强调了组织独立能力的重要性。过去这段时间里，由于我党的全力帮助，导致日共组织内有不少人养成了事事向北京请示的习惯，尽管主席和总理在和他们接洽的时候屡次强调日共在重大事项上应该尽量自己做决定，和中国没有关系的事务不必自己降低姿态向我党请求意见，中日两国的共产党应该是地位平等的兄弟党，但是日共的依赖性依旧没有减少太多。
因此，我党已经决定在之后的日本革命事务上，除非日共做出什么离谱的错误，否则我党不会介入他们的任何决定当中。
“你们要记清楚，中国同志们提供的帮助并不是无偿的，我们在取得政权之后，日本人民是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中国同志们的帮助的。而且，大家也不也要因为接受中国同志们的帮助就自认为低人一等，中国同志们，尤其是毛主席，并不认为他们有权利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德田球一向周围的年轻人们一再强调，由于日共在战争期间受到严重迫害，现在的党员大多是思想转的过弯的年轻人。
会议室里面的其他人听完德田的话后纷纷点头，至于有多少人能听进去，德田球一就不得而知了。他们现在面临着最重要的时刻，虽然中方的行为对日本平民没什么影响，但是同样死气沉沉的日本政府和右翼团体估计不会坐以待毙。吉田茂内阁现在确实没什么具体的行动，日本城市的基层政权也慢慢被日共组织接管，他们在失业工人当中组织起类似工会的互助团体，号召底层百姓相互帮助以度过难关，现在他们最大的麻烦就只是日本民间的右翼团体了。
哪怕在裕仁发布了它的《人间宣言》之后，日本的基层民众当中仍然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右翼团体，过去几年时间里驻日盟军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