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斯大林在这之前并非没有考虑过国家经济的部分市场化，他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后来他由于多种原因停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为了中央集权将列宁新经济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哈布林打为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并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像乌龟一样爬到终点，但我们终究在不停前进”的观点，直接在国内实行被后世称为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系。

    

    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虽然因为自己多疑固执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执着于集权，但是他并非看不到苏联经济中的问题，农村的萧条和城市的兴盛、商品的匮乏和福利的高涨明显预示着经济系统有着根本性的问题。他认真地考虑过如何改良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和美英等国的国际斗争上，直到王稼祥将那份至关重要的资料带到他的私人别墅之前，他都没能下定决心。

    

    “我们很乐意向苏联同志们分享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共同建设的过程中汲取到的经验，而有关这些内容，我想贵国会从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当中获益良多。”主席笑着说道，他们二人耳朵上戴着的同声传译装置可以准确地识别主席的湖南方言，即使在未来也属于先进科技，“虽然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市场经济是有其优势的。我们也不应该把货币和资本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用公权力将其束缚起来，作为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力。”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刚建国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理论上，如果没有后来的帝国主义入侵压力，苏联一直保持这种折中的发展思路的话，未必会在1991年就宣告解体。但是新经济政策也并非没有缺点，那就是它对市场的限制依旧太大，而且和后来的各种政策一样束缚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商品流通的限制也没有彻底解除。

    

    “如果我们只重视经济发展的效率，那就辜负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民，那会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只想着绝对的公平，那么社会发展要么过于缓慢，要么陷入停滞。”主席在说话的同时，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斯大林能听出主席的话语中带有一些反思的意味。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除了建设社会主义之外，还要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解放。但是如果我们的发展过于缓慢，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团结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的、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民众呢？”主席继续说道，“如果我们的人民，住在筒子楼里，每天吃米饭配咸菜，上班要骑自行车。我们拿什么去说服住在独栋住宅里，能喝红酒吃牛扒，坐着福特汽车带一家人去度假旅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呢？这样的情况，在后世的七十年代非常明显，我们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深受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人的本性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现在的我们想要看到世界大同的话，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不愿意生活水平下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

    

    虽然两人一开始的话题是如何对苏联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良，但是主席和斯大林最后也不免会谈到这个时代里社会主义者们最崇高的理想，那便是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解放。现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固然处于可以发动攻势的状态，但是吸收了历史经验教训的主席也明白，世界革命是全人类的事情，只要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水平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全球化经济中的产业链剥削还在继续，那么全人类的团结就还为时过早。

    

    后世的一些人，在对世界革命侃侃而谈的时候，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那些经济和政治双重落后的地区，仿佛这个世界只存在中国、美欧国家、日韩和俄罗斯等国一样。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口连全人类的一半都没有，全世界还有数十亿人口生活在信息闭塞、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地区，他们甚至大多数还没有踏入工业化社会的门槛，殖民地体制、封建制和奴隶制依旧统治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许多大国的国民在谈论政治时甚至下意识地将这些地区的人排除在人类文明之外，就像那些将殖民地人民人当作生产工具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一样，但是后世的我党并没有忽视第三世界的存在，而是积极地尝试团结那些过去不被西方世界视为人类一部分的人民。

    

    “我同意您的看法，我们确实只有在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的情况下，才能拿出余裕去支援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革。”斯大林若有所思地说道，他也能从毛主席的话语中明白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产业链剥削是有可能存在的，两国国民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必然有差距，中国不会刻意地以卖肾援助的方式避免这一点。

    

    “在苏联同志们的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还有新的建议。您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