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历史上的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充满了曲折和艰难，可以说除了一五计划期间以外，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得到足够大的发展。按部就班的发展出来的新增产能迅速被无限制扩张的人口稀释，国民生活水平也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平上。
在城市当中，工业化建设带来的大批重工业企业确实使得一批从农村中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得以成为产业工人，并进一步为扩大生产做出贡献。但是随着苏式工业化建设而来的是不合理的福利制度，在城市的公共医疗、教育和文化服务没能跟得上城市人口扩张的脚步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本该只作为生产部门的企业却负担起了不属于它们的公共服务义务。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民还住不起土胚房的时候，大型国企的职工就可以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虽然这种福利在后世看来算不上什么，但那时候的全国大环境中也只有城镇居民享受得到福利政策。而且国企职工的岗位一般是隐性世袭制，一个工人的职位很大概率由自己的儿子或是其他亲戚继承，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根本离不开农村，罔论进入城市竞争就业了。
工业城市的生产制度持续僵化，工业生产的新增就业岗位甚至无法满足城市内部的新增劳动力，以至于在六七十年代不得不搞上山下乡，将城市劳动力直接“放逐”到农村地区。直接导致在知青回城的那段时间里，暴增的城市人口使得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严打”就是在那一时期中，由于基层组织无力稳定好随人口一同上升的犯罪率而出现的。
这种福利制度在大型国企的劳动生产率尚未落后的时候还足以维持，但是到了后来企业效益一再降低，最后国家已经不得不用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维持企业存在的时候，这种福利措施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在原历史上的八九十年代，东北地区国企的生产技术落后和不断攀升的资产负债率终于导致国家财政再也无法支撑，这一切便最终导向了国企破产和下岗潮。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也谈不上多好，数百万户居民长期地居住在地下室、走廊过道乃至是厕所和下水道中，等待遥遥无期的住房分配。
而在农村当中，新中国从建国以来到二十一世纪之前的农村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某些问题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首先就是农民的生存问题，后世的人们很难想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有不少地区的农民会在当年收成不好的时候集体逃荒要饭，这一现象在西北和西南的贫困地区尤其明显。
虽然原历史上的新中国也经过农业技术的改革使得平均亩产有所上升，但是到了1979年的时候，农村实际人均收入和1957年并无差别，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甚至在那之后还下降了。无数农民活在绝对贫困的状态之中，仅有的收入将将维持生活，用以购买柴米油盐和棉布等基本生活物资，更不要谈什么文化娱乐项目了。至于下岗，岗都没得上还谈什么下岗呢？
在后世的印象当中，新中国一解放，土地改革一结束，农村就稳定了，农民就是共和国最稳定的基本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刚建国的时候饿死人的现象很少出现，加之农村信息闭塞，农民总会忍一忍就过去了。而在几十年后，如果农村补贴城市的现象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农民迟早会在支部书记的带领下进城讨饭。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距再后来已经导致上山下乡时期，农民对知青的不待见，以及一些比较严重的民事冲突。
主席在辽宁省的数据库中查阅到的一份七十年代末中央干部到贫困县调研的报告当中就有提到，当时这个县的农民一共有三大愿望，第一大愿望是吃得饱饭，第二大愿望是吃得饱饭，第三大愿望还是吃得饱饭。至于出生在农村的大量人口，除了成为农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路可走，教育和医疗都维持在最低水平中的最低水平，仅仅是不会大量产生文盲以及不会产生大规模恶性传染病的程度。
除了中央干部的调研报告之外，主席还提前二十多年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省一名小学教员写给他的信，描述了自己的孩子在下乡务农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生活困境，以及城内干部子女在下乡之后不久就以“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名义被调回城市工作的情况。这并不是一个家庭身上发生的个例，而是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建设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和体制僵化导致的全国性的困难。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全都走向了瓶颈，改革来得越晚，改革过程中的阻力越大，人民为改革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