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和群众打好关系多多少少是有些困难的，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虽然学校里的学员们会比较好说话，但是这个时代的农民是很不好说话的！我们要注意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最好能结合各地方言，向学员们明白地解释我们交给他们的东西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道理。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的肥田粉一撒下去能增产，但是绝对不能撒太多，这些方面你们得解释清楚！”
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被解放出来的新中国还残留着浓重的保守主义气氛，尤其是在近两年才被解放的地区。虽然基层思想工作并不是农技员需要处理的，但是群众的保守思想自然会影响到技术人员的工作。
就比如辽宁省提交的农业改革报告中有提到过尽快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形式的农村互助组织，将农民的私有土地整合为公有的连片土地，以便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的耕种。主席和总理在审视这一部分的时候，就向辽宁省的农业专家们提问过，这种“代表着正确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政策是否有考虑过刚刚获得私有土地的农民是否都愿意土地归公的心情，让适应了未来时代的专家们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因此，中央在推广农业改革的时候，特地嘱咐基层干部要注意先示范后推广，先让农民能看到新技术的好处，再让农民心甘情愿地加入技术改革的浪潮，不能强迫所有农民立刻进行技术改革，这也是为了防止改革方案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在中央的长期规划当中，农业生产规模化是必经之路，在原历史上的改革道路中，由于我党的经验不足，以及突发的恶劣气候问题，导致了在五十年代末发生了全国范围的饥荒。农业生产集体化要如何在激发农民生产热情和发挥集体优势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困扰我党多年的问题，直到辽宁省穿越发生的那一刻，这个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农村已经面临劳动力凋敝的问题。
为了能够赶上1951年的春耕，辽宁省的各所先进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必须争分夺秒，距离各地春耕季节的到来最多也只剩三个月时间。来到辽宁省的各地农村学员们还来不及惊叹这个未来世界，就投入到了日夜不休的学习当中。
这些学员和工业部门一样，大多来自于近两年退役回家的解放军战士，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纪律性有助于学习和理解先进的技术。而且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我党所及之处基本都有大量青壮年参军，由退伍军人担当现代技术与思想的传播者是新中国社会改革中的特色之一。
除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中央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总体的农业政策。在原先的新中国历史上，农业是建国初期最主要的财政来源，正是在土地革命之后几年时间的增产，使得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从苏联买到一些重要的工业项目，支撑起了全国的工业建设。而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和工业不应该存在建设哪一边就必须牺牲另一边的问题，由于辽宁省的存在，中国终于有了将建设成本转移到国外的能力。
“农民的减负，这是我们的责任之一，要想让工业发展更加顺利，让农村地区更有活力。减少农业税收，增加农民收入是最直接的办法之一。”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如是说道。
后世学者根据明代学者黄宗羲之语总结的“黄宗羲定律”证明，只要农业税这一税种继续存在，任何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的的改革政策总会因为行政和其他因素，最终导致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越是在短期内有效的政策，越会在长期上造成负担的加深。我党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主要目的，除了解决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之外，就是将农村的劳动力解放出来，让社会更具有流动性，让农民转化为工人。
原历史上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无限制暴增，以及工业在最初一段时间的爆发之后发展较为缓慢，导致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趋于停滞。许多农村人一辈子都走不出出生地的十公里之内，农民的后代还是农民，工人的后代还是工人。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快地享受到新中国工业发展的成果是我党的历史使命之一，辽宁省的到来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随着工业发展的加速，逐步逐降低农业税税率，直到彻底取消农业税将被列为我党在二十世纪结束之前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
不过在推广全国性的农业政策之前，中央还必须先解决一个尚未完成的重要任务，那就是新解放地区的土地革命。自从1946年发布的《五四指示》之后，解放军将土地改革运动带向全国各地。时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