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防线到处都是弱点，本该能布置反坦克堡垒的地区已经没有多余的火炮能够布置。按照总部的指示，坦克和榴弹炮现在都被藏在城镇里以免遭到敌人的空袭。”45师师长写的报告中充满了无奈的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空军会被压制到这种地步，以至于陆军不得不拿平民当成盾牌躲避敌人的空袭。另外，我们的补给线同样遭到敌人的袭击，全师的燃油只能够维持三天时间，我们的油罐车被炸毁在瑞兴到沙里院之间的公路上。士兵们现在又冷又饿，我们不得不拿宝贵的燃油取暖。”
两位师长对前线形势的描述充满了绝望感，仿佛他们不是率领两个师对抗敌人的两个旅，而是率领两个排对抗敌人的两个军。他们的部队完全不习惯补给线被切断的仗要怎么打，随军运来的物资并不是为坚守一地数个月的标准准备的。
负责士兵们精神状态健康的牧师和医生们不得不每天都治疗数百个因为在战壕里天天躲避轰炸而精神崩溃的士兵，敌人的炸弹像是多的用不完一样。
进攻是完全不可能的，且不说他们的坦克很可能刚开出城镇就被空袭摧毁，各部队的基层军官也坚决反对在补给不充足，情报不充分的情况下发起进攻。而防御的后果无非是在更猛烈的轰炸中全军崩溃，敌人这几天的炮击和空袭显然只是小打小闹，目的是给他们持续施加心理压力，逼迫他们发动进攻。似乎只有承认失败并撤退到还能有充分补给的地区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但是他们又害怕自己前脚走出阵地，后脚敌人的履带就碾到他们的头上了。
左右为难的美军部队就在这种焦虑又恐惧的心境中度过了又一个还能活着的日子。
-------------------- 第39章 观察团 --------------------
1950年11月初的某一天，苏联乌拉尔军区司令部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一名头戴蓝色帽顶的大檐帽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在两名手持冲锋枪的红军战士的护卫下走进了司令部的大门，路上的苏联军人们频频侧目，NKVD来到军区司令部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此时，朱可夫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手上的托卡列夫自动手枪的弹匣压进子弹。朱可夫身上穿戴着熨平的苏联陆军将军制服，四枚“苏联英雄”勋章整齐地排在他的左肩下方。在压好子弹后，朱可夫为已经拆好的手枪的各个零件一一检查并擦好抢油，他很快便把手枪装配完毕，他打开了手枪的保险并将之放进身前的抽屉里。就在他将一切都准备好后，厚实的红木大门被人礼貌地叩响了。
朱可夫在两天前收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是由斯大林亲自发给他的，里面用亲切的口吻提到了斯大林请他“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并准备接受特殊任务。”
在1946年因为斯大林的猜忌被降级流放至此的朱可夫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斯大林准备永绝后患了，毕竟他被流放到乌拉尔军区后已经很久没有参与到苏联的高层军事会议里了，此时被斯大林叫到莫斯科去还能有什么好事？
身为一名光荣的苏联红军，朱可夫不能接受自己像十几年前的那些人一样被安上一个奇怪的罪名后遭到秘密处决。内务部的军官如果带来一张逮捕令，那么他就用自己的手枪了解自己的生命。
内务部军官在敲门后缓缓推开大门并独自一人带着公文包走了进来，两名卫兵留在了门外。这让朱可夫暂时松了一口气，如果他不是打算在办公室里枪毙自己的话，不带卫兵进门一般也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来拘捕自己的。
“您好，朱可夫同志。”这名少校军官向朱可夫敬了一个军礼，朱可夫起身回敬后两人都坐了下来。军官打开自己的公文包并拿出一份文件来，他没有打开文件袋便直接递给了朱可夫。
“这是什么文件？”朱可夫提问道。
“我没有权限查看它，司令员同志。”军官严肃地说道，“我只被告知要将文件亲手交给您。”
朱可夫满面狐疑地打开文件袋，里面只有一张纸和寥寥几行字：即日起恢复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同志的苏联元帅军衔，并委任朱可夫同志作为苏联赴中国军事观察团主任。
朱可夫更加疑惑了，从文件中看，这并不是斯大林或者其他人打算除掉自己的预兆，甚至还恢复了他的元帅军衔。但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