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遂借此机会，取得林仔滚的介绍，先访香港，拜谒陈策将军，提出携带日军机密情报反正。

    

    对于林的这样一个要求，陈策最初的反应是不敢相信。要知道抗战以来被日军特高课和76号汉奸机关破坏的中国特工机构不计其数，被捕特工也无数，而特高课的大特务上门来投降，这还是第一次！

    

    陈策不愧老奸巨猾，他一面稳住林顶天，一面火速联系军统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当时国民党的特工机构奉行“公开掩护秘密，秘密运用公开”的原则，所以林顶天找到陈策，也就和军统拉上了关系。

    

    王新衡很快回报：此人可信！

    

    原因是军统实际上1932年就和林顶立有过联系，那时的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控制的特务处老特务连谋在福建曾经接触过林顶立，并且了解他的意愿。可惜，由于很快就爆发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的事件，双方失去了联系。

    

    陈策遂将林顶立介绍给军统方面。

    

    戴笠得到林顶立，如获至宝，他果断决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并任命林为军统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年底，军统特工设法为林在厦门设立了秘密电台。从此，高质量的日军情报源源不断从林顶立处汇入军统。

    

    这样一个原特高课高级特工的反正，其价值对中国方面来说不可估量。

    

    林顶立对军统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从内部挖到日方底牌，为军统的“对日经济战”提供了保障。

    

    从抗战开始，戴笠的军统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戴对经济作战一窍不通，因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处，网罗专家进行实施。戴本来是布衣出身，不免在对“专家”问题上犯现在很多公司共同的错误——学历第一。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处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问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实际应用经验，所以经济战进展很糟糕。戴还算聪明，一看这戴眼镜的不行，马上换人，架空费博士，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1）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吗？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依据了林的情报。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