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就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美制马丁—B10轰炸机，霍克三战斗机开始装备中国空军，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

    

    在这一年，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拘留蒋介石实施“兵谏”！国共再次合作，携手救国。

    

    不是中国人想打，是日军的炮口，已经顶到了北京的城门上，再不打，就要亡国灭种了！

    

    中国的各个有识阶层，都在同一面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开始挽起手来，从1840年以后，中国人第一次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共赴国难！

    

    陈策将军和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一样，也为这种精神所鼓舞着。他从欧洲访问归来以后，即担任国民政府军令部海军处长、海军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执委，晋升海军中将（又晋升一次？对，国民党的军衔就是这样混乱，还有上将晋升少将的例子呢），和他的老对手，海军部长陈绍宽共同制定了针对日本海军的海军作战甲案、乙案，成为抗战前期海军的主要作战指导方针。

    

    翻看当时材料，这种情况不仅见于陈策身上，很多“反动”军阀，都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比如川军军阀饶国华将军，就在抗战爆发后主动请缨出川，在广德血战中拼光了自己的部队，然后自戗殉国。

    

    “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椠，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如磐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那是一个危急，然而血性十足的时代，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仿佛露出了英武的风采。

    

    然而，也有不合谐音。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在广州宣布独立，成立日本人为后台的“抗日救国政府”，自任首脑，史称“两广事变”。

    

    这个“抗日救亡政府”十分滑稽，因为就在广州的沙面等处，一百多名日本军事顾问在帮助这位南霸天准备起事，而日本政府赠送给陈济棠的军火，正在运往虎门的航路上。

    

    连李宗仁当时也借此和日本人打得火热。不过，他的机锋要到一年以后才为鬼子们所了然。这位将军的心里早有主见，在归附中央之后及“七七事变”后，桂系两个月即装备四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居全国各路之首。桂军在整个“两广事变”中没朝中央军放一枪，倒是抗战爆发以后，空袭桂林的日本飞机突然遭到桂系空军的英勇截击，鬼子惊讶的发现，扑过来的正是前一年“赠送”给李宗仁的日本九一式战斗机，飞行员还是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免费”训练出来的……

    

    陈济棠对日本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所以他的抗日纯粹挂羊头卖狗肉——有日本人帮着组建“抗日政府”的吗？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8）

    

    陈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认为这次反蒋成算很高，政治上老蒋正被全国指责不抵抗，自己有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为依托，广东陆军第一集团军总兵力二十万、广西十万、空军八个中队，实力不亚于中央军，海军有粤海舰队和虎门要塞，加上他前两年利用和红军倒卖钨砂大发横财，财政充裕。最重要的是，陈济棠迷信成癖，他大哥陈维周精通术数，拜谒老蒋的时候暗中给蒋相面，认为蒋气数已尽，1936年有一“束手就缚”大劫；陈手下养的术士们也算出蒋的气数竭尽，有一个叫翁半玄的大师为陈济棠求签，结果是“机不可失”，倒蒋良机——后来果然丢了飞机，陈济棠下野。

    

    陈济棠发难的机缘是蒋介石用要对广西用兵试探他，他顺水推舟挟持李宗仁上船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