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部长也承认，虽然当时要求每个八路军都要会57句日语，但大多数土八路，如果不是做敌工工作的，日语都和贾正差不多。1944年后局部反攻，经常出现八路围着鬼子炮楼用日语喊话的情景（没有炮，一下子打不下来）。土八路对日本炮楼喊起话来，南腔北调，敌工部的日本八路经常抱着脑袋哀叹，说这些唐山味儿的冀东日本话，保定味儿的冀中日本话，只怕里面的鬼子和伪军没一个能听明白。

    

    那还喊什么呢？我问。

    

    朱部长说，话不能这样讲，事后从日本俘虏那儿知道，这种变了调的八路式日语喊话，与反战同盟正规的日本工作员来喊话，效果竟然相差不多。

    

    原来，鬼子炮楼里，一听到正宗的日本人在下面喊话宣传，指挥官就会大骂“反贼”，勒令射击，用枪炮声压住对面的喊话，于是宣传的内容也就听不到了。而如果是土八路说日本话，日军指挥官总是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往往也就不会射击听之任之。然而日本人好较死理，越是听不明白越要听，使劲琢磨八路在喊什么。

    

    有时候还真让他们给琢磨明白了，还要彼此交流一番。

    

    于是……八路的宣传效果，也就达到了。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1）

    

    反攻潮州，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

    

    广东人中，潮州人自古有“硬汉”之称。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抗战史上日军攻占潮州，汕头都是一笔带过，似乎未经激烈战斗。日前，在日本购到《给孙辈的证言》丛书第18辑，晚上小女入睡，尚无倦意便拿来一翻，发现其中原日本陆军士官丸山菊夫（84岁）所写《仲秋作战中的负伤弹片摘出三十余》一文，发现这个观点或许需要修正。在丸山笔下，为了潮州的得失，中日两军曾反复争夺，日军为此付出了一千七百人以上的伤亡。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文中的“我”当然是丸山：

    

    昭和16年（1941）3月10日，作为南支派遣军潮兵团的预备人员，我被召集入队，在熊本市下河原公园集合后，渡海编入南支海岸地独立步兵第一百大队。随即参加了攻占潮州的战斗，因为战况激烈，入队后不到10天，与我同来的战友即有20名战死。

    

    占领潮阳后，我被选拔参加一年的干部教育，地点在广东白云山南麓中山大学的校舍，而后重新归队。此后，即作为驻汕头的潮兵团直辖部队的一员参加了羊蟹作战。此战中，中国军队为了夺回蟹目山阵地，在迫击炮的支援下执拗地发动了多次激烈的反击，激战中山石被炸得乱飞，暴露出山体的岩脉来。雨在不停地下，无处不是潮湿积水，作战极为困难。损失了大量的人员，机枪等兵器也被敌军夺去，这一仗，事实上我们是被打败了。

    

    随后，就是仲秋战役。昭和18年（1943）9月10日，中国军队在揭阳集结后，再次发动有组织的反攻，不久就攻占了前线小松部队的主要阵地。因为前线动摇危急，所在部队的本田义宏中队长为求逆转战局，命令我“单身潜入敌后进行侦察”。在激烈的炮火中，我深入敌阵潜伏下来。在侦察敌情的时候，却目睹了令我难以置信的一幕。已经被俘的11名日本兵，被中国军队用枪逼着向日军自己的阵地乱枪射击。兵团部的平田参谋（可能是下令者——萨评）此后一直表情严峻。

    

    兵团总指挥请求空军支援，在飞机的支持下，终于渐渐收复了称为“要塞”，“难攻不破”的厚茈坳阵地。然而，此战我军付出了战死七百人以上，负伤千人以上的代价。敌我双方的尸体死亡枕藉，残肢混杂，甚至无法举行火葬的仪式，只好掘大壕沟将其掩埋。

    

    10月13日深夜，风雨大作，为图在这次“反攻潮州之战”中夺回厚茈坳阵地，我军决定夜袭。我奉到的命令是“迂回勇猛出击，摧毁敌捷克（机枪）阵地”，我随即率领部下的分队员深入敌后，准备白刃作战。

    

    中国军的火力凶猛，而我们从其背后的山崖一段一段攀援而上，渐渐摸到中国军背后。我隐蔽地摸向敌军阵地，竟然一直摸到中国军机枪阵地下，并且用手抓住捷克式机枪与射手开始争夺。这时我军的山炮，中国军的迫击炮都开始射击。一颗迫击炮炮弹在我身边炸开，使我左腿负伤，并被掀翻到五米高的陡崖下，左胸也受了伤，顿时人事不省。苏醒后我因为行动不便，中对将我送到汕头的野战医院救治。

    

    由于药物缺乏，军医竟然不使用麻药，只吩咐我“忍住”就直接用弯曲的钳子在我的伤口中探索起来，将体内残存的弹片取出。疼痛难忍，那种苦宛如地狱。先后摘除了三十多块弹片，全部摘干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失血过多。军医命令给我输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