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一次，月课题，“彼恶敢当我哉”，我即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刀斫案，起兵拒之，那个意思，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其间我也买些战国策这类书来看，大旨言：“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

    

    “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

    

    “……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

    

    我作了两卷，（甲）第一卷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若不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乙）第二卷：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玉斋一段，不是会说“孝哉即是人言”吗？因此我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门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若曰：“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真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正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若曰：“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谈可字。朱注，明明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我这种说法，显与朱注违背。

    

    这三本卷子，都被取录，我未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使有之，也是暗合。我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比文本是对偶，我喜欢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算完事。又另换一本。这个方法，又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至于作策论，那更可由我乱说了。我生平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无有新异的文字，我是不喜欢写的。不过昔年是作八股，作策论，今则改作经济、政治、外交等题目罢了。张君默生信来，称我为大思想家，误矣！误矣！

    

    我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作工，他常对我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在涌井去，每挑在一百斤以上，硬把我压够了，看见民心挑行李进学堂，有如登仙。”

    

    他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免去作工，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任，因彼时其家实在无力担负二人读书之费，故铁崖攻课，每次至少都要作两本，而民心则可做不可做，使彼时无所谓月课，则铁崖将在家中作工修老矣。其留学日本，则系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到日本纯以卖文为活。民心天资较铁崖为高，铁崖则用死功，作文“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说他：文笔笨拙，他说我：文笔轻浅，彼此两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无一日间断，及留学日本，把笨拙脱去，遂大有文名，而我则轻浅如故，且日超俚俗，铁崖死矣，使其见之，不知作何评语。庚子年应县试，我与雷氏弟兄同路，在路上民心向我说道：“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莫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名曰：“案首”俗呼为“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哪知后来县试案首就是我，府试案首，就是民心，可见凡人不可妄自菲薄。铁崖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到院试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一千数百人，入学定额，廿四名。

    

    第28节：厚黑教主自传(8)

    

    我买部李善注昭明文选，点看了半年。县试头场题目，是“而不见舆薪，至舆薪之不见”。我作起文来，横顺都要成韵语，我也就全篇作韵语，不料榜发竟到第七，以后我循规蹈矩的做，终场竟得案首。后来富顺月课，有一次，题是“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我作了两卷，第一卷循规蹈矩的作，第二卷全篇作韵语，第一卷是用心作的，第二卷是用笔写的，后来第一卷拓落，第二卷反被取录。此卷至今尚在，文章本是要不得，我所以提及者，见得我在八股时代，作文字，常常破坏藩篱，所以今日著书也破坏藩篱。是之谓：“厚黑出于八股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