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龟头血肿，我们矿院的孩子也讨论过，得到的结论是，李先生所论，完全不对。我们的看法是：世界上的人分两种，龟头血肿之人和龟头不肿之人。你要龟头不肿的人理解血肿之痛，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惟一的办法是照他裆下猛踢一脚，让他也肿起来。
有关李先生龟头血肿的事还可以补充如下：那些日子里北京上空充满了阴霾，像一口陈结了的粘痰，终日不散。矿院死了好几个人，除贺先生跳楼，还有上吊的，服毒的，拿剪子把自己扎死的，叫人目不暇接。李先生的事，只是好笑而已，算不了大事情。
三
流年似水，有的事情一下子过去了，有的事情很久也过不去。除了李先生龟头血肿，还有贺先生跳楼而死的事。其实贺先生是贺先生，和我毫无关系。但是他死掉的事嵌在我脑子里，不把这事情搞个明白，我的生活也理不出个头绪。
贺先生死之前，被关在实验楼里。据我爸爸说，贺先生虽然不显老，却是个前辈。就是在我爸的老师面前，也是个前辈。到“文化革命”前，他虽还没退休，却已不管事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辈子的事都已做完，剩下的事就是再活几年。”我爸爸还说，贺先生虽然是前辈，却一点不显老，尤其是他的脑子。偶尔问他点事，说得头头是道，而且说完了就是说完了，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据此我爸爸曾预言他能活到很多当时五十岁的人后面。他被捉进去，是因为当过很大的官。然后他就从五楼上跳下来了。
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时，许由正好从楼下经过。贺先生还和许由说了几句话，所以他不是一下就跳下来的。后来我盘问了许由不下十次，问贺先生说了什么，怎么说的等等。许由这笨蛋只记得贺先生说了：“小孩，走开！”
“然后呢？”
“然后就是砰地一下，好像摔了个西瓜！”
再问十遍，也是小孩走开和摔了西瓜，我真想揍他一顿。
在我年轻时，死亡是我思考的主题。贺先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我想在他身上了解什么是死亡，就如后来想在陈清扬身上了解什么是女人一样。不幸的是，这两个目标选得都不那么好。就以贺先生来说，在他死掉之前，我就没和他说过话。而许由这家伙又被吓坏了，什么都忘记了。你怎能相信，一个存心要死的人，给世界留下最后的话仅仅是“小孩走开”呢？
贺先生后来的事我都看见了。他脑袋撞在水泥地上，脑浆子洒了一世界，以他头颅着地点为轴，五米半径内到处是一堆堆一撮撮活像新鲜猪肺的物质。不但地上有，还有一些溅到了墙上和一楼的窗上。这种死法强烈无比，所以我不信他除小孩走开之外没说别的。
贺先生死后好久，他坠楼的地方还留下了一摊滩的污迹。原来人脑中有大量的油脂。贺先生是个算无遗策的人（我和他下过棋，对此深有体会），他一定料到了死后会出这样的事。一个人宁可叫自己思想的器官混入别人鞋底的微尘，这种气魄实出我想象之外。
虽然贺先生死时还蒙有不白之冤，但在他生前死后，我从没对他有过不敬之心。相反，我对他无限祟拜，无限热爱。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官僚等等），都不能动摇我的敬爱之心。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造成了万人空巷争睹围观的伟大场面的人。
四
前面提到李先生说过，取道香港来参加革命工作是个错误，这可不是因为后来龟头血肿起了后悔。起码他没对我说过不革命的话。他说的是不该走香港。在港时他遇上了一伙托派，在一起混了一些时，后来还通信。到了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把他揭了出来。
李先生的托派嘴脸暴露后，我和线条在小礼堂见过他挨打。那一回人家把他的头发剃光，在他头上举行了打大包的比赛，打到兴浓时还说，龟头血肿这回可叫名符其实。线条就在那回爱上了他。二十三年前，线条是个黄毛丫头，连睫毛都发黄，身材很单薄，腰细得几乎可以一把抓，两个小小的乳房，就如花蕾，在胸前时隐时现。现在基本还是这样，所不同的是显得憔悴疲惫。她是我所认识的最疯最胆大的女人，尽管如此，我也没料到她会嫁龟头血肿。
现在应该说到李先生挨打的情形。那个小礼堂可容四五百人，摆满了板条钉成的持子，我们数十名旁观者，都爬在椅子上看。李先生和参赛选手数人在舞台上，还有人把大灯打开了，说是要造造气氛。李先生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