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见到程帆，竟是在报纸上，罗素看了看，说他比去年瘦多了。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这本书你们收吗？”一本1928年开明版的《桃园》，这个小伙子居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卷成一卷，揣在裤兜里。翻来一看，竟是初版本，竟是钱君匋绘制的封面，而且竟还有废名的亲笔签名！
我登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看过书，再看他：小伙子二十出头，白白净净，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挺文静。
这本书一定是要收的。虽然我是个卖书的，可是我收书的兴趣似乎更大，尤其是心仪已久难得一见的好书。我对罗素曾说过，卖出去的书，对我而言，就像嫁女儿，舍不得也不能让她做一辈子的老姑娘；收书就不一样了，收书像娶媳妇，自然是心花怒放。
“你这本书是家藏的吗？”我问，“你还有可以出让的书吗？”我又问，“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对我的问题，小伙子一概拒绝回答，倒让我想起香港电影最常见的一句台词：你可以保持沉默，不过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以后，小伙子隔三差五就拿几本书来，什么叶圣陶1922年出的《隔膜》啦，什么朱湘1934年出的《石门集》啦，都是上佳的版本，多半还钤有藏书名家的印章。
很少见这么洒脱的小伙子，似乎根本不屑于讨价，随你给，给了钱也不数，往兜里一掖，完事。
这样一来，我倒对他多了些关注，交易时总是尽可能地跟他聊上两句，熟识了，他也说说家常，却只字不提那些书的来历。罗素猜他是大宅门里出来的公子哥之流。我看不大像。
“哪天，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书。”一天，他突然说。太好了，善本书即使得不到，开开眼也是好的，聊胜于无嘛。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小伙子的名字叫程帆。
隔几天，约好时间地点，程帆说等我。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心情竟像一首老歌谣唱的那样：月亮光光，打开城门洗衣裳，衣裳洗得白净净，明天好去看姑娘。
转天，到了地方，发现竟是图书馆。程帆带我穿过一道长廊，又拐了几个弯，打开一扇大门，一股子霉味扑面而来，呛鼻子，进去，但见落了厚厚尘土的大屋子里堆满了书，显见是很久无人光顾了。程帆说，他也不常来，拿给我的书都是在靠门口的地方随手取的。我一本一本地翻看，俱是民国年间出的书中珍品。这似乎是私人收藏，每册都钤了章的。程帆说，都是过世的藏书家捐献的。
往里走，套间里的藏书的待遇也一样的糟糕，像大家闺秀落魄成了陪房大丫头。我问程帆为什么不把这些书摆在书架上，程帆说，馆里的经费紧张，买不起这么多书架。我又问程帆把书这么随便乱丢，不怕霉烂了吗，程帆说，古籍室的条件不错，那些珍贵的宋版明版都是放在书架上面的，室内还有空气除湿器。我说这些书也很珍贵的，程帆说，不过才几十年的历史，不值钱。我想说这都是藏书家们的身家性命啊，怕是说也白说，还是不说罢。
程帆指着书堆说，这些书你可以随便挑，拿走，总比扔在这里糟蹋了要好。我问他为什么对我如此慷慨，他说他的女朋友管他要一款诺基亚新手机，要你帮忙。就这么一点要求？我问。他说，是，就这么一点儿要求。我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行吗，他说行。我没耽搁，逃也似的离开了程帆。
“兄弟，听我一句劝，收手吧，别再这么做了。”临走，我对程帆说。程帆笑一笑，至今我也无法理解他笑的确切含义。
“往后程帆再来书店，我就跟他说，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回来，我把在图书馆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罗素，罗素当下就暴跳起来。我大口大口地喝着咖啡，默默不语，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我需要平静平静。“你的脸色难看死了，快去长椅上躺一躺。”罗素惊讶地说道。
罗素这么一咋呼，惊动了那些常来常往的老主顾，都围过来，问要不要打110叫救护车。我苦笑一下摆摆手，用不着——只是那些藏书家太可怜了，我心里说。
奇怪的是，自图书馆那次分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程帆。只要铃铛一响，有人进来，我就赶紧看看是不是他，我急着把他拿来的那几本书还给他，放在我手里，烫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