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得缩成一小团坐在地上,放声嚎哭。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办法的。他们围上来,看了一会儿,一只手上来,轻轻揪起她的一绺日本头发,看看,也没什么特别,又放下了。又一只手上来,把她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梁,跟中国脊梁没什么区别。不一会儿,男孩们就被她哭烦了,一声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见多鹤,不必听她说任何话,就明白他该做什么:该马上送她回家,绝对不能让邻居看见一个日本小娘们儿出现在自己家里。福旦给她披了一件自己的烂褂子,又在她脸上抹了一把泥巴,村里少女过去就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用推车把她推着,从铁道桥上穿过去。
福旦把多鹤送到家时,多鹤睡着了。她母亲请福旦把多鹤放在门内的地板上,轻手轻脚地鞠躬,轻声地道了十多声谢谢。母亲一共会说三四十个中国字,这时都用得超支了。福旦走后,母亲又轻手轻脚摘下了多鹤耳朵上的金耳环。就这样多鹤也没被弄醒。
多鹤醒来的同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一切都晚了,村长大概已经回来了。正午的太阳把四野照耀得很白,多鹤的赤脚踩上去感到地面向后漂去。母亲提着水桶小跑着往回走,半佝着身子,不给偷袭者行方便。多鹤顿着脚,怪母亲不叫醒她,现在全晚了。
多鹤带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户晓了。不久。代浪村的人又差几个男孩子把消息送到了另外几个日本开拓团的村子。代浪村没有什么男人,连老年男人也没有几个,村长一直是全体女人们的当家人。一旦村长回来,像崎户村村长那样替他们当家,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消息太突然,他们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才能打点好行装。
别的可以不带,食物总得全部带走,还有就是每个村分发的自卫步枪,一个村五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赶在村长回来前逃走。他们承认崎户村人是好样的,但他们可不要村长领着他们也做好样的日本人。
太阳下沉时,五个“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村民们集中在代浪村的小学校操场上。所有人都在提问。又都在向别人做解答。没有一个人够格给这么大一群人领头。
他们只听说离他们五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日本收容所,从那里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主的群落有三四千人,靠一个中学生的指北针上了路。牲口抢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太老的或太幼的。这些老幼牲口就成了老人们的坐骑。
所有女人们迈着木屐碎步开始了五百多公里的远征。一个叫阿纹的女人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从队伍前面跑到后面,再赶到前面,缠着每一人打听她的丈夫桐下太郎和儿子。所有人都累得懒得开口,只是摇头。多鹤背着一袋饭团子,摇摇晃晃跟在母亲身后。母亲背上背着四岁的妹妹,手上扯着八岁的弟弟。多鹤摇摇晃晃地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到底还是赢了一场和村长的赛跑。
她甚至没有去猜疑,村长们处理崎户村村民的后事怎么需要大半天工夫。她已经把早晨在铁道附近听到的一阵枪响忘得精光。枪响来自一伙中国游击队员。
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好事坏事都干,抗日、剿匪、反共,取决于谁碍了他们的事,也取决于他们能占谁的上风。他们正打算进崎户村找点什么:找到冤报冤,找着仇报仇,找着便宜占便宜,却遇上了五个撤离到村口的日本村长,就开枪提前成全了他们。
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第三个小时。那时暮色四合,三千人的队伍离开了大路,走上一辆大车宽的土路,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母亲们不断恳求队伍停下来,让她们哄一哄实在走不动的孩子们。总有女人对自己赖在路边的孩子说:村长来了,还不快些起来!她们想,要是村长在场,也许他能让孩子们用磨得血肉模糊的双脚从地上站起来。就在这时,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枪来。
首先倒下的是骑在牲口上的两个老人,然后几个顺着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弹。孩子们挺着肚皮大哭,有个老人还算明白,叫喊道:都趴下,别动!人们趴下来,而叫喊的老人已经中弹了。他们带来的枪还没来得及压子弹,仗已经打完了。
等到队伍重整时,人们发现少了三十多个旅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