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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扫尽落叶，大喜之期逼近。紧张是难免的，甚至一度超过了喜悦。我暗中让那个多毛医生准备了一点嗅药，以防新婚之夜因极度兴奋和其他而昏厥。在那个时刻，我认为即便死亡都不会有什么稀罕。我尽可能不让朱兰在阁楼上铺设和悬挂红色饰物，总觉得这种淋漓的刺激会产生难测的后果。朱兰不解，说大喜日子红色才是必备啊。我告诉她：多来点绿色吧，入冬之前的绿色才是无比宝贵的。
如同原来议定，一切都按她的主意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我们没有了“夫妻拜堂”那样的老套，甚至没有新娘的盖头和新郎的红花。朱兰实在不忍，在府中那些寒冷的枝条上系了一些吉庆的红结，成了宣示主人婚庆的唯一标识。尽管如此，我发现幸福不仅没有因此而稍有减弱，相反却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加，以至于在跨入阁楼的那一刻，作为当事人的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承受了。昏厥的风险提前到来，我不得不偷偷嗅了两遍多毛医生交给的小囊。她后来发现了，问我嗅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是能够让人安静的药物。她说季府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接着也伸手讨去嗅了一下。
其实她自始至终都过于安静了。我暗中留意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神色，发现从教堂仪式到乘车回府、踏进阁楼，脸上总有一丝微笑是不曾改变的。当她回答神父“我愿意”时，那笑容也是照旧，而我却怎么也掩不住声音的颤抖。她环顾我们的新房，与记忆中那累叠繁茂的鲜花完全不同：到处绿莹莹的，一片初春的颜色。这里简洁之极。她并不急于像个本分的新娘那样端坐床上，这床已由单人换成了双人，大而结实；而像来到了一个从未涉足之地，小心仔细地探过了每一个角落，从静坐间到书房，到回廊，到宽大的浴室和厨房。最后她在悬了一只竹篮的滑轮那儿停住，显然一眼就明白了它的用途，忍不住笑出了声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这样发笑：不够清亮，掺着气声，但相当稚嫩。这笑声让我变得松弛了一点。
夜里无论如何要点燃一支红烛。季府的镏金玉瓜灯换上了红罩，让新房洒满橘色，包括我们的面庞和眼睛。我坐在她对面不知倦怠地看着，当喘息声变得急促起来时，她竟然替我取出了那个小囊。我说：“从教堂到季府，这条路太远了。”她说：“比我原来想的近多了。”我只要一靠近，她就用那只小囊对付我。它的气味有些怪，令人心里痒丝丝的。我没发现它有什么特别的功效，这会儿怀疑那位多毛医生真正擅长的还是制作膏药。我说：“没用，只要和你在一起，什么药都没用。”说着不无鲁莽地拥住了她。我们一动不动，僵持在一起。我在她的耳旁叙说起来，渐渐变成急急的呼唤。她害怕了，推开我。她的手碰到我额头时觉得发烫，就试了试。我伏在她的胸前，像一个饥饿难忍的婴孩。我的双手试着在她身体上默读，她却像一本不愿打开的书页。我把她紧抱胸前的双手挪开，她则把我的手背到身后。
凌晨时分，不知是那只药囊的作用还是连日来过于疲惫，我终于睡着了。醒来时那支红烛已经熄灭，身边是空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透人，这会儿至少是上午八九点钟了。我踮着脚去每个隔间里寻觅，最后在静坐间的毡垫上发现了她，已经睡着了。我担心人会着凉，取了毯子轻轻盖上：这一刻她还是睁开了眼。我钻到毯子下边，像她一样仰脸躺着。我看到她的双眸晶莹闪亮，神采动人，显然有一夜好眠。“我试过像你一样静坐，后来就睡着了。”她说。“我以后会教你的，这个不急。”“其实这是最好的催眠方法，不是吗？”我笑了：“正好相反。这个时刻身体是最积极的，只不过看上去安静。”她深深地看我一眼。我悄声说：“再这样下去，我害怕哑喉病又要犯。”“不怕，那是你最可爱的时候。”
整个上午我们只是躺着。最后我提议她不妨学一点哑语，理由有三：一是多掌握一种语言总是好的；二是毕竟我有这个病根，以备不时之需；三是当有些话难以启齿时，比画出来要容易得多。她同意了，轻轻地吻我一下。这成了一个点燃的动作，我不再那么驯顺了，不知怎么竟使她的上衣剥落下来。也许是一种错觉，我看到那两只比想象中大出许多的小鹌鹑，从洁白的护胸中露出的边缘部分呈杏红色，或是红薯的颜色。她羞惭而绝望地看我，并没有马上阻止。我无比小心地将双手覆盖在它们上面，这样约有一二分钟。她缓缓地穿好上衣，站起。她踱到窗前，用力地拉开沉重的帘子。屋里一瞬间洒满了强烈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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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新婚之夜后即离开，回到了自己的那个“家”。这提醒我婚前约定完全有效且需要恪守。分手时问了归期，她以商量的口气答：“周末？”我守着空空的新房，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有福的倒霉蛋，一个手足无措的新郎。朱兰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