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