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姐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高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极点，可是一旦面对外人的注目，他便坚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庄重从容，让步子迈稳，让身体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口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口气，身上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进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护住薛明，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的私下交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马路、一起看演出。保护陈毅，他可以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做好。由于林彪坚持打倒贺龙，毛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泪水涌流，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紧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泪花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7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