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时……

    

    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思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思来。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日，干了一杯酒。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思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干扰”“拖延破坏”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种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主动精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