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