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广场悼念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