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思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啊……” 十二、毛泽东与周恩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完全是一部书的题目。一部书也写不完，议不清。历史已经将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世代颂扬或评议的话题。

    

    我只能就自己的极有限的耳闻目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点个人的看法和认识。

    

    中国文化有一笔大遗产，就是“忠君”。特别是伴随历代历朝开国的明主和亡国的昏君，总要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发生。这一中国文化的遗产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和中国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