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情却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思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