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