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