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