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总理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总理吐了几次，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我们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扶总理坐起些身子，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我摸着他的手冰凉，额上也是凉冰冰的汗淋淋的，心里一阵阵着急难过。没有完成好邓大姐的嘱托，我心里自责，更埋怨苏联的领导同志：这些个酒桶，他们大概天天喝，醉习惯了……

    

    扶总理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他替总理检查之后，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眼，双后搓搓脸，坐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我递过去一杯温茶水。

    

    总理只喝了一口。第二口没咽，漱漱嘴吐掉了。伤过酒的胃，不能马上喝太多水。

    

    “比昨天好多了。”总理下了床，“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望住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理竭力回忆着，眉头皱起，摇摇头；脸色苍白，神色忧虑。

    

    “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