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