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q48年1月，新一军奉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命令驻防沈阳，郭廷亮与连部驻地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老板白经武来往密切。1948年4月，郭廷亮部奉命开注前线作战后，白经武以“共谍嫌疑”罪名遭逮捕。1948年初冬，郭廷亮所在部队被解放军消灭，当时孙立人已奉调台湾主持新兵编练事务，郭从前线化装逃出，潜入已被解放的沈阳，找到获释出狱的白经武，请他帮忙搞一张路条逃离“敌占区”。
11月3日，白经武把郭廷亮引到沈阳铁路局饭店会见其兄，即解放军东北铁路护路军（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白经文先后与郭谈话四次，得知郭为孙立人老部下，在“国军”中关系甚多时，有意发展郭为“共谍”，从事兵运工作，要求郭“长期潜伏，掌握部队”，“设法制造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变乱，同时俟机策应解放军进台湾”。
郭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并填写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及有关表格。白经文又介绍一位马科长，当面与郭约定，以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白经武先生收为通讯地址，今后中共派往台湾的联络人员以“白先生要我来看你”为接头暗号。
1948年11月12日，郭取得路条一张和十两黄金偕妻子一同逃往天津，途中遇见新一军的同僚，结伴于年底来到台湾，由孙立人派往陆军训练司令部储训班第四队任副队长与第四军官训练班入伍生总队少校营长。
郭抵台湾后，曾向沈阳白经文、白经武兄弟写过一封信，报告到台湾后的情况。1954年9月，一位姓李的“共谍”联络员来到台湾，要求郭展开工作，联络友人同学。恰巧，此前已交卸陆军总司令一职，调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也秘密召见了郭廷亮，要郭协助陆总第五署督导组中校组长江云锦联络从第四军官班毕业的学员，搞成一种“横的联系”。于是，郭廷亮便利用孙的名望和关系，从事“共谍”联络员布置的工作。不久，郭廷亮便在某部上尉情报官田祥鸿、刘凯英等人的协助下，搞成了一个愿意保持联络的校尉军官网络，一共有100多人，在部队中形成了组织。
为了有效地开展联络工作，孙立人为郭廷亮等提供种种方便与经济上的资助，并且通过郭廷亮的安排，多次接见联络员。1955年5月，台湾军方计划在台南举行军事会操，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干屏东机场接受蒋介石和美国顾问团检阅。郭廷亮遂策划，趁检阅时采取行动，活捉总统。为取得孙立人的同意，5月15日那天，郭去见孙立人，称：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因部队中存有一股不良现象，拟向总统呈递意见书，并说准备借某部于5月中旬由营级教练结束转向团级教练之间的10天内为采取这种“呈递意见书”行动的时间。这次谈话没有提出“兵变”概念，孙立人没同意，但表示：同学勿轻举妄动，如有意见，等自己于5月25日左右到屏东再说。
但郭廷亮决定行动，并对自己联络的对象假传是孙立人的意见，行动时间定在5月底6月初，在南部某地设立指挥部。然而，临发难前，不少被联络者得知要搞兵变，分头向上级和特工、特勤部门报告，旋有毛人凤突然乘飞机南下，统一指挥行动，将孙立人在各部队中的联络员一网打尽。
综观九人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不难看出，“孙立人案”的实质是在军队内搞宗派，图谋不轨。与其相关的严重性，却在于被“共谍”利用，客观上成了制造变乱的帮衬。因此，“郭廷亮匪谍案”的罪证“确凿”，其实是孙立人咎由自取的前提。另外，“报告书”也突出了毛人凤在平息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果真如此吗？九人调查委员会的“官样文章”其实作了很大的隐瞒。
根据若干年后披露的内情来看，孙立人的倒台涉及到美蒋关系的演变，他和吴国祯一样，完全是这种演变的牺牲品。
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美国人欲拉拢陈诚叛蒋，没有成功，便开始垂青孙立人，同时还出台了一个倒蒋扶孙的计划，有三部分内容：先是以李宗仁代总统的名义免掉陈诚东南军政长官的职务，以孙立人取而代之；接着，美国以长期租借台湾、澎湖海军基地为条件，支持和援助孙立人；并且通知蒋介石，只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留居台湾。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主持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派出曾与孙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