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标定工作上的界限与分工：“司法部调查局”主内，专门从事台湾省的“保安防谍”业务，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各重要城市设立“保防站”。
“国防部情报局”主外，专门负责大陆与海外工作。根据这个分工，原“保密局”在台湾岛内所有的秘密保防组织，都必须向“司法部调查局”移交；反过来，原“内政部调查局”设在香港、澳门和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的秘密组织，也全都向“国防部情报局”移交。形式上这个分工与移交是对等的，骨子里却把毛人凤剥夺得只剩下门面了。
试想，三年前郑介民接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时，毛人凤就料定郑介民不会有好的收场。三年下来（其实不到两年），郑介民碰得头破血流，本钱蚀光。反过来，再拿烂摊子“掉换”毛人凤的精兵强将，即“保防家底”，手段比三年前的剥夺还要恶劣。
其一，当时大陆工作是台岛战略转变的主战场，上峰重视，实力可观，尽管蕴含着碰壁的趋势，毕竟不是人人看得清楚的，其二，丢弃“大陆工作”的主持权，毛人凤还有退居其他阵地的出路，尤其是岛内的保防工作。相比现在的剥夺，一方面把毛人凤苦心经营的家底抽去，另一方面又把赤条条的毛人凤揿在“主外”的“钉板”上，倍受熬煎。对此，毛派分子愤愤不平，竭力怂恿毛人凤从中作梗。
不久，又听到一个更荒唐的决定，即“第三势力”垮台后，在塞班岛培训的人马以及整个情报、通讯交通网络必须予以接管，按照过去的惯例，毛人凤一直分管这方面的工作，理应负责到底。但郑介民却不顾这一事实，宣布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简称：“中二组”）接管，因为“中二组”的主任由他自己兼着。由此可见，郑介民是下决心不让毛人凤在特工圈里“居大称肥”了。
功在名外
面对僚属袍泽的愤愤不平，毛人凤不急不躁。其实，他心里明白，郑介民这两下“剥皮抽筋术”根本奈何不了他。说说道理，不多不少，整整四条：
第一，毛人凤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地位之高，堪胜以往；第二，蒋经国暂时丢失特工大权，通过“国防会议”，居高临下地控制特工，毛人凤不管在哪里，总是担纲人物；第三，毛人凤浸润特工行当20余年，盘根错节，私蓄庞大，已是无需“老大”名义的“老大”；第四，也是最最重要的，即蒋氏父子的无比信任，他们交办的事情以及附带的权力，莫要说郑介民无从干预，就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修炼到这个份上，毛人凤不再有争锋的情趣。反过来，看看郑介民的机关算尽，倒想起了一句老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①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毛人凤被摒离“大陆工作”的主导地位以后，有些相关的事，老蒋仍然要他办，因此毛人凤也有了不拘泥于名分的“自由”，他去大陆“销帐”，并不在乎是否有“越界”之嫌。比如，前一个时期，老蒋突发恩乡之幽情，凄切得茶饭不香。毛人凤知道了，派人偷偷潜入奉化溪口，把蒋母之墓、“慈庵”故庄、丰镐房旧居、妙高台风光全部拍摄下来，洗印成照片，拿给蒋介石，只看得老头子热泪纵横。又如，1953年底，老蒋突然想念起戴笠在大陆的遗属（解放前夕，戴笠的儿子戴藏宜没能逃往台湾，受到人民政权的惩罚，被判处死刑。留下妻子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回到衙州城内花龙巷娘家，而后迁居上海），嘱令毛人凤一定要把郑锡英等弄到台湾来定居，毛人凤密派黄铎潜入上海，与隐藏在我公安部门的内线接上关系，“顺利”地替郑锡英及两个儿子（一个儿子被送到青浦托人照料）办好出境手续。郑锡英化名为沈凤英，在黄铎的陪伴下，经九龙抵广州，再过境到香港。1954年1月，郑锡英与两个儿子到达台湾。老蒋得知后，十分高兴，马上安排接见合影，此外还把戴笠的长孙戴以宽送到美国留学。
这两桩事，显然讨了老头子的欢喜，但于“大陆工作”参与的程度还欠份量。不久，毛人凤亲自安排了一个“重量级”的行动，即密派段云鹏再次进入大陆（这也是老蒋十分关心支持的），一面恢复原有潜伏组织的活动，一面继续发展新的组织，从中挑选可造之材，送香港受训，再派往大陆，建立秘密交通点和秘密通讯台。与此同时，段还负有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特殊任务。段云鹏离开台湾前，发誓要杀身成仁，以报毛人凤的“知遇之恩”，看来决心不小，并且还与毛人凤约定了密写通信和其他的联络方法，完全是单线式的“独家专营”。
1954年6月，段云鹏到香港，即去张某处找老友叙旧，张某由此知道了段要进入大陆的动向，马上通过公安部在港的情报关系，把消息传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