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乎？运乎？毛人凤不堪细想。
向影心知道胡宗南是特殊的朋友，有意将饯行宴准备得十分精心。偏偏主人与客人胃口不佳，谈的话题也不着边际。因为毛人凤确实说不出仕途发达，再造辉煌之类的恭维话，落在这里，对客人无疑是个刺激。反过来，怜悯、抱怨、同情的意思也不宜渲染。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胡宗南人在泥里，气在云端，仍不乏“英雄”气概。最后还是胡宗南说起戴笠的周年，道出一通肺腑之言。当时，他正从西昌跑到海南，惶惶无可安宁，没有烧纸祭奠，直到前几天，才定下心来为雨农默祷，忽觉英雄与粪土咫尺天涯，轰轰烈烈也罢，百析不挠也罢，晚节失风终为遗憾，想想还是雨农兄了断得麻利，没有膛偏时背运的浑水，盖棺立论已成定局。眼下，年华迟暮，新人辈出，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有出头之日。环顾同辈故旧，人凤兄难得硕果仅存，万望珍惜，莫蹈覆辙。胡宗南说完，连饮三杯，告别而去。那一番字字如“金”的言语，回肠荡气，一直在毛入凤的脑际萦绕。
这些天来，毛人凤总觉得心底里埋着一种若有所失、削弱自信的东西，起初以为是大局吃紧，岌岌可危所致，但比及西南的动荡、成都的涉险，似乎不至于今不如昔。接着目睹旧人一个个落为罪臣，牵出几多物伤同类的感怀，心境大起波澜，但缓过神来细想，又觉得不幸之有幸，上有总统的信任，陈长官（指陈诚）的支持，旁有俞济时等老友为奥援，今日阿毛位呈上升之势，理该庆幸，何必自扰呢？继而又想起戴笠殉难前的情景，因患于功高震主的气势，差一点落到了墙塌众人推的地步，是不是盛极必衰，高处不胜寒呢？毛人凤记得有一句古训云：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琢磨良久，深以为谨慎容忍的可贵。后来苦干身心劳累，觉得体弱多优虑，也是一个原因。总之，想得很多，都没点中要害，直到今日恭听胡宗南一席话，才幡然醒悟：心病其实是困在“晚节”一脉上。
1949年7月，老蒋曾在高雄主持过一个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对“党国”特工系统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当时决定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台北市圆山，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同时又命周至柔当主任委员，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人。郑介民代表国防部二厅系统，毛人凤代表保密局，张镇代表宪兵特高系统，叶秀峰代表中统，毛森、陶一珊代表警（察）、保（安）、稽（查），彭孟缉代表台湾警备司令部。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建立，在毛人凤看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一，表示特工系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乃至与军队、党务并称为蒋介石的三大支柱。其二，显示了蒋经国对特工系统的领导作用。名义上，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为主任委员，其实掌握特工活动的重心，还是在“总裁办公室”，蒋经国是“总裁办公室”的主任，事实上大权在握。其三，突出了毛人凤在待工系统的地位。首先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构成中，加强了老军统的力量，毛人凤、毛森、陶一珊占有三席；另外，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位居一人（蒋经国）之下，众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毛人凤出入头地的资本。
然而，事过半年，又生变故。“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撤销，由“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资料室主任，名正言顺地篡取了特工系统的领导权。显然，以特工系统为发端，老头子加快了向蒋经国时代过渡的步伐。这对毛人凤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从一开始，毛人凤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引发的危机，后来亲历了整肃运动的全过程，从旧臣落魄中勾联出同病相怜的感伤，虽有触及，却不深刻，心底里的“空洞”仍旧无法填补，直到胡宗南的现身说法，振聋发喷般地提出了“晚节问题”，毛人凤才顿悟道，身处于新老交替的转折时期，选择好政治定位是何等的重要！
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入岛以来，毛人凤第一次开始全面地反省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觉得及时适应和跟上即将到来的后蒋介石时代刻不容缓，否则就要在新旧矛盾的冲突中惨遭淘汰。为此，他分析了现状：精干专业，富有经验是自己的长处；老臣居位，有碍新进是自己的短处。如何扬长避短，关键在于审时致用，无碍主流，而当务之急是必须重新反省与蒋经国的关系。
客观上看，由于启用新人无可逆转，自己不可能成为小蒋的亲信股肱；另一方面，新进锐取，需要者臣“谋国”，凭藉过去与小蒋良好的共事关系，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主观上看，仅仅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