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囿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党国政要，何止毛人凤一人？但毛人凤之所以是毛人凤，除了具有与他人一样的普遍性外，其特殊性不可忽视，也就是说除了政治斗争、阶级关系、基本立场与普遍的心理定势以外，性格化的因素依然起作用，反映在毛人凤身上，同样是狠，是毒，“沙蟹”哲学赋予的特点，就是绝不留意于张扬，而是阴狠、阴毒，是笑面虎。比如毛人凤与卢汉相处，尽管心里恨得要命，预设的行动手段狠毒至极，但当面却从不顶撞，甚至还时时迁就忍让。对周伟龙也是如此，明明要抓周下大牢，仍把周请到家里吃顿饭，告别时还送到楼梯口。或许正是领导者风格的不同，戴笠时期的军统局与毛人凤时期的保密局大相径庭，前者张牙舞爪，到处得罪人；后者谨慎“谦和”，到处有人缘。有一次，毛人凤就傅作义投共前放出王莆臣；陈明仁起义前放掉毛健均的事，不无得意地对沈醉说：“你看，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送出来，这种事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尽管王莆臣要杀何恩源，在北平制造血案；毛健均要对程潜、陈明仁不利，只因为行动诡秘，功夫用在了暗处，关键时刻少吃了苦头。足见，毛氏风格对保密局工作作风的影响之大。后来，毛人凤把这些事告诉蒋介石，老蒋最初表示惊异，后来深为感叹，认为这是毛人凤工作成功的地方。为此，毛人凤再三对沈醉强调说：

    

    “这不是小事，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然而，施教者不乏诚心，听道者未必学得传神，毕竟不是人人都深请“沙蟹”三昧的。

    

    布置大破坏

    

    1949年11月中旬，解放军逼近“陪都”，重庆危在旦夕。15日，徐远举从昆明回到重庆，第二天便去嘉陵新村6号见毛人凤，毛告诉徐，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搞破坏，重庆兵工署下属的兵工企业，绝不能留给共产党，总裁已派兵工署副署长唐君铂到重庆来协助工作。接着，毛人凤不无遗憾他说到最近的一桩事，毛说：“10月间，广州空军部队没有在撤退前，把机场存的几千吨物资破坏，却被共产党拿去了。总裁非常生气，把空军司令周至柔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重庆的破坏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可不能让总裁失望啊！”徐远举临告别时，毛人凤再一次强调：大破坏“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大破坏的有效执行，毛人凤把社长城的技术总队调到了重庆。

    

    但能否把握好时机？仍然是个大伤脑筋的事。破坏早了，怕重蹈“长沙大火”的覆辙；①破坏迟了，又怕完不成总裁交办的任务。毛人凤在台湾时曾与潘其武、成希超分析过这个问题，深以为特工与军队的难以协调，往往是导致破坏工作失去效率的主因，比如南京大破坏，就是因为军队一跑，特工无法进入目标而失败；又如上海，也是因为汤恩伯要打“巷战”而无法开展工作；再如广州，李及兰如果不临阵脱逃，总裁能生这么大的气吗？看来，要在重庆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必须加强与军队方面的协调。大家都同意毛人凤的看法，徐远举还建议毛人凤找顾祝同、杨森谈谈，杨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与毛的私交特别好，他这里的交道打通了，不愁下面缺乏协作精神。毛人凤觉得徐的建议很好。

    

    下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召集公秘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破坏工作，到会的有：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副局长彭自强、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徐远举一回重庆，廖便卸去代区长的职务），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稽查处处长周养浩、副区长王立生、李修凯、重庆市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刑警处处长张明选、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兼卫戍总部参谋长范诞生、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以及先后从香港、台湾抵达的郭旭、成希超、杜长城等。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指示，并会商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一、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特务们忌讳破坏，叫“破厂”），由廖宗泽为处长，负责实施大破坏，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担纲，廖宗泽与范诞生为副总指挥，办事处内部设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调遣部队）、技术组（负责破坏的技术指导工作）、运输组（负责运送破坏器材），组长分别由西南特区游击计划委员唐伯岳、技术总队总队长杜长城与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担任。

    

    二、为配合军事行动，加强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接洽联络工作，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

    

    三、拟具破坏计划，测算经费，呈请蒋介石批准。这两项工作分别由徐远举、郭旭负责。

    

    ①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长沙搞“焦土抗战”，由于情报失误，烧城的时间提早了，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为此，老蒋光火，惩办了几个“替罪羊”。

    

    四、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