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傅作义抵达包头，董其武于省政府设宴，为老长官接风洗尘。
宴会结束后，董其武说：“老长官今晚委屈一下，去我宫邸歇息吧！”李远贞忙插话阻拦：“刚才已经和警备司令部联系好了，住警司去”。董其武知道是在演戏，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欢送傅作义出门，目送坐车往警司驶去。当时，“4号”恰在现场，耳闻目睹此话此景，立即通报给了张庆恩。
张闻讯大喜，极言：“天助我也！”却不知，傅作义到警司后又换乘另一辆小车，于后门驶出，直奔董其武官邪。留下张世珍，在警司招待所周围布好警戒，声称傅长官旅途劳累，已经休息，任何人不得前来打扰。
次日凌晨，张庆恩派出的杀手共3人，偷偷摸进了警司招待所，直扑傅作义的卧房，正好落入张世珍预设的埋伏圈。好一阵枪战，刺客一死两伤，全部落网。李远贞、张世珍连夜审讯，凶手招出了张庆恩。李、张马上驱车去张的住处，不料张已接到“4号”的报警电话，逃之夭夭。至于“4号”是谁？凶手们咧着嘴说：“打死我也不知道。”
恶杀手枪弹无情
从8月到9月初，毛人凤先后三次给云南站站长沈醉发去密电，特别说明：要沈醉亲自译读密码。什么事如此机密呢？沈醉译完电码，才知是一个涉及面不小的暗杀计划。杨杰、陈复光、安恩溥、谢崇光、龙泽汇“榜”上有名。
杨杰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曾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大学的教育长，许多自称是老蒋学生的中高级将领，其实也是杨杰的学生，因此杨杰在军队中威望很高。抗战以后，杨杰改变立场，由亲蒋走向反蒋，到1948年，杨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的起义。1949年7月，杨杰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到了徐远举手里，经毛人凤汇报，上达天听，蒋介石立即指示逮捕杨杰。徐远举奉命执行，杨杰突然赴昆明，得到了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庇护，于是逮捕令改为密杀令。其余4人，陈复光是云南民革负责人，安恩溥是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谢崇光是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龙泽汇是云南保安旅旅长，均以思想“左”倾，表现“激进”而著称。
沈醉接到毛人凤的密电，拖着迟迟没有动手，说来也有一段难言的苦衷。
其实，要在昆明暗杀杨杰，并非难事。当时，沈醉家在三节桥清园新村51号，斜对面便是杨杰的住宅，因此对杨家情况、活动规律了如指掌：杨有一个副官、一个勤杂工、一个司机和一个养女，另有一辆小吉普车，却不常用。杨喜欢步行，几乎每天要去云南大资本家“沱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应酬，有时到深夜才回家。杨杰每天从家中出门，要经过沈醉家对面的大草坪，沈醉和几个行动员商量，准备等杨深夜于外面应酬回来时，在通往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不料，隔墙有耳，被沈醉的母亲听见。等客人走了以后，沈母把儿子叫到跟前，用手指戳着沈醉的前额说：“我经常教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要不听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沈醉是孝子，闻命唯唯，一下子陷入了忠孝两难的尴尬境地。
9月初，毛人凤向沈醉发出第三道密电，随后，徐远举带着老蒋的口谕飞抵昆明，执行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的命令。沈醉无法再拖了，马上召集手下直扑杨宅，结果空巢一只，急得徐远举破口大骂，连连责怪云南站的人敷衍塞责，竖在眼前的大活人也看不住。沈醉被骂得无言可驳，全部的羞恼泻向房里的家什。于是翻箱倒笼，斧劈锤打，把杨家搜了个底朝天。总算有两个收获，一是送上门来的陈复光、张德尊（陈复光按照此前的约定，与杨杰的副官张德尊一起来杨家处理文件书信，结果自投罗网）；二是杨杰女儿的一本日记，内有许多通讯地址。
在沈醉家里，陈复光、张德尊受到了严酷的拷讯。张德尊吃不住用手摇电话机改装的电刑器具的折磨，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听了惊恐不安，筛糠般地发抖，终于经不住恫吓，交代了杨杰的行踪。原来，杨杰已飞香港，机票是托侄女婿、云南纱厂厂长朱健飞代买的。沈、徐接着派人到云南纱厂抓朱健飞。想不到，纱厂有警卫队，不放特务进入。双方对峙了半天，各自鸣枪示警，谁也吓不倒谁。特务们无奈，打电话给沈醉，沈醉又打电话给警察第七分局局长卜为弼，由他开路，才抓住了朱健飞。与此同时，他们还从杨杰女儿的日记本上，查到了杨杰在香港的地址，马上电告毛人凤，毛人凤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杨杰。
关于刺杀杨杰的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是保密局广州办事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