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由毛人凤去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表明两个意思：一是汤恩伯跟老蒋走，决不叛变；二是务必保住陈仪一条命。
据毛森回忆，毛人凤到了溪口，并没有向蒋介石转达汤恩伯要保全陈仪性命的请求，事后还恶狠狠地说：“陈仪与军统有宿怨，干吗要救他一命呢？”（当年，陈仪杀张超，戴笠发誓要报仇雪耻，详见第七章）可是，回到上海，毛又蒙骗汤恩伯说，蒋介石听了自己的汇报，允可一切照商量的意见办理。
汤恩伯不放心，又间，蒋有无答应保全陈仪的性命？毛人凤说，当然没有问题。汤恩伯甚感欣慰。
毛森认为，毛人凤没有把汤恩伯的全部要求禀告蒋介石，是从毛人凤讲到宿怨一节作出的推论，恐怕未必准确。按照当时毛对蒋的忠诚，严然超过他对戴笠的程度。早年，于军统有“公道”，“婆心”之说，戴做恶人，毛做“菩萨”，许多看似背着戴笠干的事，其实毛事前大多征得戴笠的同意，或者事后向戴笠禀明，通常不打“闷包”。由此推论，毛也不会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对老蒋隐瞒，很可能是说了全部情况，再向老蒋建议，暂且答应条件，有利于稳住汤恩伯，否则，汤兵权在手，惹反了于大局不利。同时，再向老蒋要求，把陈仪托付给自己，以利日后清算。
据徐远举回忆，毛人凤曾对他讲过，向蒋介石汇报陈仪的事情时，蒋又惊又怒道：“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呀，他从浙军校降过来，如何重用他呀！今天他来叛变我？”后来，毛人凤一到上海，伙同毛森作出安排，将陈仪转押到浙江衢州东门街开明坊1号小楼汤恩伯的公馆，看守的却是浙江站站长毛万里，陈一经押到，立即受到了审讯。可见，毛人凤根本就没有顾忌汤恩伯的要求，如果不是蒋介石事前有默许，他绝不会如此。
总之，毛森的猜测也罢，逻辑的推论也罢，有两点毋庸置疑：一是毛人凤对汤恩伯的阳奉阴违；二是对陈仪雪耻报仇之心未泯，暴露了他阴狠的一面。
唯“蒋”是尊
3月初，毛人凤以“总裁办公室”要员，“毛记保密局”首脑的双重身份跑到重庆，一是为老蒋退守西南的反攻战略作准备，二是针对待工组织突然出现的混乱状况，亲自站出来明确立场，统一思想，排除干扰，协调一致。保密局站组负责人会议计划于3月17日召开，参加的有云、贵、川、康、陕、甘、宁、青、新（疆）、粤、桂、湘、鄂等十多个省区。
毛人凤为了准备得充分些，提前半个多月来到重庆，着重对西南特区的工作进行调查，发现“徐记保密局”近来的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整个外勤站组的“正常”工作。徐远举皱着眉说，杨虎城虽然去了贵州，但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压力仍然很大，徐志道又态度积极，怂恿鼓励大家跟李代总统走……
毛人凤听着部分站组头头的“诉苦”，心里把徐志道恨得牙痒。当初，搞“真假保密局”，所有底细都交代清楚了，徐竟仍敢出尔反尔，看来，蒋、李之争已经在真假保密局之间展开了。
毛人凤的估计不错。自从释放杨虎城受阻后，李宗仁便萌生了拉拢徐志道，拆散毛、徐双簧搭挡的念头。1949年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行政院南迁。国防部属行政院，保密局自然要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这是个好机会，便把徐志道召来，对他说：“徐局长，希望你能当一个真正有职有权的保密局长，我全力支持你！”听着李宗仁充满蛊惑力的话音，徐志道怦然心动，半个月来的傀儡局长，已使他暗生不满，但自忖在保密局的影响，还构不成与毛人凤分庭抗礼的气候，一时语塞，不知是答应李代总统好呢？还是拒绝李代总统好。
李宗仁何等精细，一见徐志道的模样，便知堡垒有了从内部攻破的可能。不久，保密局迁到广州，不知事先有人鼓劲，还是南方的气候激人躁动，一班麇集在羊城的老军统局广东派人士，纷纷前来煽风点火，怂恿徐志道摆脱毛人凤的羁绊，并且拍着胸脯表态：“大印在你手里，你就是正牌的保密局局长，我们都支持你！”徐志道经不起撩拨，心旌摇动，先去找舅老爷，现任的总务处处长钮殿臣商量。钮一听有自立门户的好事，当然持赞成态度。因为每次从国防部领来经费，手上过一过，大部分落到毛人凤的口袋里，心里挺难受，如果有一天，钱袋子就是自己的，那该多好！
徐志道不再犹豫了，第二个月领来经费，全部扣下，用来招兵买马，真的摆开了分庭抗札的架势。这时，“徐记保密局”的主任秘书涂寿眉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