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生们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法令宣布对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的废止，初小、高小的学生再也不用读经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提倡“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对靠着读经功夫授课的先生们来说，可是出了大难题。

    

    指望着新教科书指点吧，有关部门一时半会儿编印不出来；靠着自己的理解以救燃眉吧，说透了，这不等于是巾生扮了小花脸，自己出丑吗？于是三五天捱下来，学校里乱了套，闹哄哄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不过，这种状况对戴徵兰一伙倒是很合脾胃，他们早就对旧学堂的规矩厌烦透顶，只要是对着干的勾当，心里一百个愿意，更何况现在又有了政府的号令，大旗一挥，猎猎作响，一个个都成了冲击旧秩序的陷阵者，并且还追逐社会上正流行的结社风，发起成立了一个叫“青年会”的组织，以宣传讲卫生、禁止吸鸦片和反对女人缠足为宗旨，玩起了新潮。

    

    戴徵兰是发起人，会长的位置自然不会留给别人。周念行笔头功夫不错，诸如“青年会”发起宣言、征集会友启事等舞文弄墨的事，都归他操持，毛善馀写得一手好字，戴徵兰选他当了书记员，总之，丁归丁，卯归卯，大小角色安排停当，“青年会”的活动便风风火火地展开了，逗得那些平时也为旧规矩所累的学生们技痒，纷至沓来，一下子搞得阵容壮大，名头响亮，成为学校里最显眼的学生组织。

    

    毛善馀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当家、一呼百应的场面，尤其是看到曾经仰为泰斗的校长先生在戴徵兰面前平和谦恭的姿态，陡然间觉得体魄撑大了，许多过去敢想不敢说，或是敢说不敢做的禁锢，一下子都解放了。然而，孩子的顽性，怎及得上革新家们的理念，“五育并举”，到了“青年会”手里，便另有一番新内容：“军国民教育”成了每天早晨玩刀弄棒的习武活动，发展到后来寻衅打群架成了家常便饭；“实利教育”，开始还讲究名正言顺，搞个木工部，学点儿手艺。

    

    再往后渐渐地离谱，制成的小家具索性被拿到街上卖掉沽酒喝；“公民道德教育”更不像话，只要到“青年会”里转一转，那种烟雾缭绕、酒气熏人、赌具满地的场面，谁都知道最需要接受道德教育的是准；至于“美感教育”，几乎无从启口，除了议论女人的面孔和身段，就是唱唱黄色小调。后来有人回忆这一时期毛善馀的表现，说他赌钱喝酒均有爱好，也喜欢谈论女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像戴徵兰那么粗放，那么直抒胸臆，而是跟在后面应合，不随意挑头发动话题，不大声作惊人之语，即便笑，也常常是有容少音。

    

    自诩人凤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民国临时政府的北迁和袁世凯的谋篡成功，“青年会”的黄金时代也告结束。不久，袁大总统在指使国会炮制的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内容，一经公布，旧俗张目，包括文溪高小的那些老夫子们，马上闻风而动，联络上江山县的遗老遗少们成立了“孔教会”，发宣言，上呈文，对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和思潮大加鞭挞。

    

    “青年会”本来就不伦不类，再加上种种越轨行为的外露，已为社会舆论所不容，到了这时便成了软柿子，被人捏得皮破汁流。紧接着，袁世凯又颁布了《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说是考察当今各学校实际情形，“其管理认真日有起色者实不多见，大多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准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绝不相同。

    

    倘再事因循，不加整饬，恐学风日坏，污俗随之，关系于世道人心者至大..著教育部行知京师各学校校长，并督饬各省教育司长，凡关于教育行政，一以整齐严肃为之。学生有不守学规情事，应随时斥退，以免害群而示惩儆。”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青年会”可算是遇上灭顶之灾了。前一阵子好不畏葸的老学监立即抖擞起精神，东搜西罗，一下子列了“行为放任”、“言论悖逆”等七大罪名，勒令“青年会”解散，并且警告会中人，若不及时改过，即行斥退。

    

    毕竟是一帮不够斤两的大孩子，忽见棍棒加顶，一个个都吓破了胆，乖乖地收敛起来。好在毛善馀的放浪形骸有影无形，稍纵即逝，惹人注目的只是戴徵兰之类，所以很容易就躲过了先生们的斥责。待一切恢复平静后，毛善馀想想那段放任的日子，心中还是挺留恋的，有时，在学堂外偶尔遇见比自己高一年级的戴徵兰，见他还是那副桀傲不驯的样子，心底里又像是充了电，热热的颇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