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后，碰到先生师母一块儿出门，“学监”的担子，索性交给了善馀来挑。这时，周启祥和其他一些同学，正愁平时憋着的一肚子不服没地方发泄，有此良机便一个个跑过来挑衅撩拨，甚至仗着人多势众欺侮善馀。面对种种羞辱，小善馀口里不说，心里明白，这叫得之东隅，失之桑榆，自己受先生恩宠，无形中又成了大家对先生不满的靶子。
然而，好一个善馀，别看他年纪小，琢磨事已懂得了审时度势。他自知家境贫寒，天分不足，无力与人较劲，便狠捏了一个“忍”字诀，以求退守保周全，硬把溢在眼眶里转悠的泪水压了回去。傍晚，先生师母回来，问起情况，小善馀谁的恶状也下告，倒是乡塾的邻居们看不下去，说了公道话，气得先生抓起板子要打捣蛋鬼们的手心。这时，小善馀又出头替大家遮盖，说了许多自己的不是。先生是闯过世界的人，以为孩子的用心“仁厚”，一感动就放过了那几个捣蛋鬼。这样一来，捣蛋鬼们和小善馀相继成了好朋友，“磕头虫”的绰号慢慢地也听不到有人叫了。
倒是大人们啧啧不已，当着先生的面说善馀人小鬼大，表面上看有点儿木讷，其买“世故”得紧。先生爱其所爱，自然忙着袒护，笑眯眯他说：“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论读书，善馀比起启样他们欠点颖悟，但论处世做事，我看他出息大着哩！”
“小神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天，正当毛善馀把“不读万卷书，安得见君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旧训嚼得滋滋入味时，县衙门里突然来人宣读圣旨，说是：“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原本满心希望在科举上博个出身的毛家父母，一下子傻了眼，失望之际，硬把毛善馀从学堂里带回家来。
道理很简单：读书没了进取，再花那银子干啥？这时，老大、老二已成家分开单过，家里短了劳力，活脱脱的一个儿子，总不能晾在书篮里干晒吧。父亲的主意定了，善馀不敢执拗，离学堂时，倒是先生不忍弃舍，千叮咛，万嘱托，要小善馀好自为之，千万别把学业荒废了。
其实，没有先生的关照，毛善馀也会好自为之，几年的乡塾没有白读，学了诗文长了心，十岁的村童，眼界瞄上了高台阶。眼下，无奈归农，造化随缘，到时候少了本事怨谁？为此，小善馀狠下了决心，白天农活再累，晚上仍是自学不辍；没有先生点拨，就把习过的《大学》、《中庸》反复嚼上几遍，读得烂熟于胸。与此同时，足以自矜的，就是习字，几年用功下来，一笔正楷写得端庄工整，同族中不少进过县学的老廪生看了都夸赞不己。
旧时里衡量读书人，一手字是门面，字写得好，不露诗文就讨了口彩。
更何况乡下人，见着廪生们夸赞，也跟着叫好，一传十，十传百，毛善馀便得了“神童”的美誉，不知不觉地竟引出了一门“倒贴”的亲事。姑娘出自江山礼贤乡的一户小康人家，姓姜名春梅，论品貌都不错，只是比善馀早生了两年。姜姑娘的父亲轻财重才，见了毛善馀的一手好字，认定这娃儿大器，便托人传话，说是只要放过定礼，姜家愿意每年贴一担米供未来的女婿继续读书。
这种人财两得的好事、毛家打着灯笼也难找，怎会拒绝呢？于是，一应程序快马加鞭，不过月余，年方13岁的毛善馀由父母作主和春梅姑娘订了亲事。举行仪式的那天，老六善高一边喝着糖茶，一边琢磨着，倏地恍然大悟，原来读过书的娃儿讨娘子容易，回过头来嬲着父亲直嚷：“我也要上学堂！”
最后得到的是一记巴掌。
隐忍之心
宣统三年（1911年）初秋，在老丈人的资助下，毛善馀考进了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是按照张之洞等朝廷大臣们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设立的。规定只收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堂毕业生，相比当年的乡塾，自然是桌子量凳子，高了一截。
毛善馀初辞稼穑，又闻墨香，重新琢磨断弦再续的从学生涯，不争不抢，否极泰来，又一次尝到了忍耐等待、随缘而成的好处。再说新地陌路，无依无靠，他更把沉稳自抑，不露机锋的退守功夫把持得紧了。堂堂一个文溪高小，从上到下，没有不说善馀谦谨敦厚的。
然而，自抑屈从于外力重压，期待得愈多，限制也愈多，自由禀性期以迸放的渴望也愈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