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这个情况向赵科长报告了，赵科长答应由他向市公安局的招待所租用被子，再借给我们几个凳子和几块铺板，用来搭床。我们把两间屋子分成男、女宿舍，用借来的凳子和铺板搭成两个大通铺，这样才解决了住的问题。至于吃的，则各自带一点、再买一点。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大了。
到了春节的前两天，各路人马都到了济南，小小的房间，挤得不成样子。但是“人多好过年”，青年人到了一起，说呀笑呀，闹个不停。当时，采芹还从潍坊带来了一台录音机，晚上大家在屋里跳起了交际舞。看到年轻人的活泼、乐观，我也就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囚犯，感到生活虽然艰苦一点，但还是充满了希望。
十年多的监禁生活以后，这是我第一个愉快、热闹的春节。但愿人长久，花长开，月长圆，全家幸福。过去的一切，就让它像梦一样的过去吧！
四、我的妻子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因为我的问题，我的妻子和孩子全部都受到了株连，没有一个幸免于难。我出来以后，他们的问题也一个一个地逐渐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我的妻子陈绥圻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原籍浙江余姚，但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求学于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参加了上海的学生救亡协会，这是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一九四O年一月经同学介绍入党。一九四一年六月，经上海党组织决定，她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以后一直跟随新四军三师部队行动，在三师政治部任职。抗战胜利后又随三师到了东北。解放后组建空军时，她也随我调入空军，在空军干部部工作。一九五四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决定将部队的女同志，除医务、文艺工作人员之外的，统统转业、复员到地方工作，陈绥圻也转业到了中国民航总局工作。以后，她在民航总局任生产计划处处长，一直工作到一九六八年，才由军委办事组下令调回空军，任命为我的办公室主任。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逮捕的当天晚上，空军政委王辉球到我家里去找陈绥圻谈话，要她和我划清界线，交代和揭发问题，并对陈绥圻进行了隔离审查。与此同时，还把我的几个秘书也都送到了亚非疗养院，由中央专案组进行隔离审查。这样，他们就都完全失去了自由。
这年的十一月三十日，空军成立了“陈绥圻专案组”，把陈绥圻和巴璀、梦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搬到了一幢简陋的小楼里。这之后，又把陈绥圻和两个女儿也隔离开，除了节假日以外不准她们见面。
陈绥圻被关的地方名为“学习班”，实际上就是一个监狱。她所居住的房间只有八平方米，有六个女看守，一天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地看管着她。晚上除了不准关灯以外，还有女看守在床边守着。这样的情景是很折磨人的，几乎让她整晚都睡不着觉。平时不谁她出门半步，只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半个小时可以到室外去“放风”。房间窗户全部都被封死了，白天也像地牢一样，靠一盏台灯来照明。这样，时间一长，视力下降，眼睛就逐渐看不清了。
一直到了一九七二年，才经上面同意打开了一扇窗子，房间里才见到了光亮。在这个“学习班”里，她一住就是七年。
说来也凑巧，一九八二年，在发还我们家被他们没收的书籍时，里面夹杂着十几个笔记本，一看才知道是看守陈绥圻的人员写的值班日记。笔记本里篇篇都是这样的记录：“7：20（陈）吃饭，7：40吃光，收拾了一下东西。8：00开始学习。8：25泡了饭，7：40吃光，收拾了一下东西。8：00开始学习。8：25泡一杯茶，一边喝，一边看报书。10：05在椅子上想问题，一直到吃午饭。1：05睡觉。3：00起床。4：05点眼药，4：45继续学习，5：45在椅子休息，过了一会，又继续学习。6：35吃晚饭，收拾了一下，继续学习。9：40在床上休息，躺了一会没有睡着。10：20看电视的回来把她吵醒了，她好像是生气地猛一翻身。10：50睡着，打了一小会儿呼噜。11：20翻身，又好一会儿没有睡着。12：00以后又睡不大着，总的上半夜没有睡好，下半夜睡得好。2：25翻身，2：37动了一下，3：00起来上厕所，躺下就打起呼噜来。3：10可能是睡熟了，拆掉了半截被子。3：40翻身，3：53翻身，不一会就打起呼噜来。4：35翻身。4：37起来上厕所。5：00打呼噜声音比较响，到5：17翻身，呼噜也停止了，随后就一直没有睡着，有时翻身，有时睁睁眼。6：40起床，上了十分钟厕所，就开始洗漱。”
七年来，看守陈绥圻的人员一共换了几十个，国家花了大把的钞票。可每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