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想，这是上面有人在作梗。我想周恩来为人宽厚，做事留有余地，搬家很可能是他提出来的意见。而江青和康生、张春桥他们向来不与人为善，最有可能是江青，有她在上面一手遮天，我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生活待遇倒是其次，关键是我的问题。从李震、吴忠他们的调查来看，他们对我的问题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吗？周恩来、汪东兴、杨德中他们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事件，难道他们不清楚吗？难道毛主席不清楚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我有错误，我不回避；要说我搞“政变”，事实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真是想不通。
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比较清楚的事情，越搞越复杂，调子越定越高，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前面审查别人的人，过几天也受到了审查。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就说当时负责我们专案的李德生，本来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信任的人。整个“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派他到空军来监视、控制我。以后，他也一直负责处理中央和空军的专案。一九七三年“十大”时，他还被选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后来听说，他被免去中央副主席职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和我们有牵连。
再说李震，当时是中央专案组的要人。我们的案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主管，我们的情况他是很知情的，全部的底细他也都了解。但是到了现在，我这个“囚犯”还健在，他这个“法官”却早已作古了。关于李震的死因也成了一个疑案，到现在还有争论。公安部的结论是自杀，可家属的意见是他杀。这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信任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呢？许多人说，他的死是因为他太知情的缘故。他的死，与我们以及林彪案件有什么关系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空军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他们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曾经主持过一段空军的清查工作，我妻子和孩子的关押、审查，是他们负责办理的。但他们在空军主持抓人和关人工作不久，一九七二年就开始审查他们的问题。到了一九七五年梁璞也被送到了农场劳动了。当然，这些都是一九八二年我“保外就医”，到济南以后听说的。
所以，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政治上的问题，对错与是非，要留与后人去评说。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绝则过。
搬家搬不成，我也就在这里安心地住下去了。黄永胜在被审判的时候曾说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由他们去吧。”
以后时间长了，大概专案组看到我这个人，就是放了我，我也跑不了，没有必要派那么多人来看管我，影响许多人的工作，就让一些人回去了。王团长也走了，留下宋参谋负责。听口音，这个宋参谋是冀东人。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态度也很好。王团长还经常来看一看我，有时还带着政委、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一起来，但是都不公开职务。他们走了以后，看守人员就告诉我这人是谁，那人是谁......。
四、囚徒生活
由于长期的监禁，没有事可干，为了消磨时光，我向周恩来提出要求，经他批准，把我家里原有的马、列著作全部拿来了。以后李震又转告我，周恩来说：“专看马、列等大部头著作太枯燥了，还可以看一些小说和历史书籍。”这样，他们又给我拿来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许多书。宋参谋为此还专门给我做了两个书架子。周恩来专门批准给我一台收音机。这样，我每天就可以听到广播和新闻了。
以后，周恩来又批准我听英语广播，学习英语。为此，宋参谋和医生给我买来了英语广播教材、一些参考书及英汉词典。那段时间，我每天要听五次英语广播讲课。由于年纪的关系，我学起来非常困难，不少英语现在说起来别人也听不懂。不过在那个时候，总算有一点事情干，不去想别的。当时，除了写材料以外，我每天都要学习七、八个小时。看守人员看我每天看书的时间太长，就经常叫我出来在走廊上走一走。
我住的楼房前面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前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来往的汽车很多。他们这个团是一个机械化部队，可能有五百辆汽车。我看见过他们的乘车演习。
团里派来的医生整天住在我的隔壁，有病随叫随到。小病他自己进行及时的治疗，比较重一点的病，他就找团里的卫生队长，或者请北京其它医院的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