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飞机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到的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到了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周恩来的飞机于二十日下午从北京起飞。在飞机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有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为降落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还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
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晚上八点钟，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毛泽东的决定传来，我们在北京为他这次转移研究、设计了两种方案：一个是用飞机直飞上海，一个是调一条军舰从长江到上海。最后，毛泽东决定坐飞机。汪东兴直接从武汉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准备专机，而且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一九五五年以后，中央对毛泽东乘坐飞机有一个规定，就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不能乘坐飞机。从那以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这一次情况紧急，就只好破例了。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三十四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
周恩来在武汉送走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召开会议，对陈再道、钟汉华采取了临时措施，并指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副政委叶明暂时负责武汉军区的工作。他还要孔、叶二人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紧表态争取主动。之后，周恩来离开武汉，于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余立金和刘丰的护送下，转移到了山坡机场。周恩来上午回到北京后，就立刻通知我派飞机把谢富治、王力接回北京。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一起回到北京。飞机到达西郊机场时，中央文革组织了三万多人在机场两边夹道欢迎。当谢富治等三人走下飞机时，首先是周恩来，然后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一一上前和他们握手、拥抱，就象迎接英雄一样。王力下飞机的时候，是一瘸一拐走下舷梯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是腿被打伤了。然后，谢富治三人由周恩来、江青等人陪同，坐着汽车在机场跑道上转了一 圈，向群众招手致意。
有人说，周恩来返回北京的飞机，本来要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是由于我从中操作，才使周恩来的飞机早到北京，硬是强迫周恩来不得不在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北京。真亏他们想得出来！事实上周恩来回北京的飞机，要比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早半天，根本不存在我从中操作的问题。为了给周恩来的一些行为开脱，有些人竟编造了这样的谎言！如果周恩来总理还健在的话，他自己会同意这种说法吗？！
在毛泽东等人安全离开武汉以后，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三军联合行动，进行武装游行，声讨武汉的“七二O事件”。同时，会议又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武汉军区发一份电报，要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五人到北京来开会。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中央就派车把他们直接送到了京西宾馆。紧接着，中央文革就把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的消息透露给了造反派，马上就有造反派包围了京西宾馆，在周围遍地插上红旗，把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中央文革又组织了驻京部队部分干部、战士，由江青、戚本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