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被折磨至死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六六年，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中央军委磁头会议上打招呼，指出：“贺龙有问题。”十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十二月，江青在清华、北大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她还对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

    

    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O一医院逝世。

    

    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过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一下子都追查到了贺龙那里。在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和其他没有提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至死，如被迫自杀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阎红彦白天被揪斗七、八个小时后，晚上打电话给中央，请求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保护。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回电话说：“你还是出来见群众，不要怕。”结果，阎红彦第二天一出来，就被群众揪住不放。当天深夜，感到没有出路阎红彦就自杀了。得知这一消息，大家都纷纷议论说，陈伯达的一个电话，就送了阎红彦的命。

    

    事实上，在当时那种十分混乱、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单纯向群众检讨认错，没有一个是能够过关的。那个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各自为政，大家都以多抓“走资派”为荣，乱抓、乱揪、乱斗现象极为普遍。除非你不出来，只要你一出来，立刻就被批斗，而且被他们一抓走就很难回来，甚至连生命保障都没有了。一些老干部或是被随意绑架关押，或是自杀，或是被折磨至死。如山西省委书记卫桓、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就都这样惨死了。最惨的要数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他是被造反派毒打至死的。

    

    总之，毛泽东号召的“全面夺权”，必然导致全面打倒一大批原来的领导干部，造成很多冤、假、错案，甚至使不少领导干部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些被打倒的干部，后来虽然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也有不少的人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天。

    十四、全面夺权变成了全国武斗

    

    遍布全国的“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很快就使众多的群众组织产生了分歧。一开始，双方只是用嘴和笔来进行辩论。以后，辩论和争斗逐渐升级，从“文斗”发展成了“武斗”，而且所使用的武器也逐渐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出动了坦克、大炮。

    

    关于全国武斗的情况，我手里没有具体的材料和统计数字，但是从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和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接触到的一些全国武斗情况看，特别是从我随周恩来一起处理大量的武斗事件看，这一场全国范围的武斗，按毛泽东的话来说，的确可以叫“全面内战”，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这场全国性的武斗中，死的人不说，仅国家财产的损失，就无法估量，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人们相互之间感情上的分裂和仇恨了。

    

    上海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抓的典型，可正是在上海，最先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时上海有两大派组织，一派叫“工总司”，一派叫“赤卫队”。“工总司”的头头就是王洪文，他们是坚决反对上海市委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作为“工总司”对立面的“赤卫队”，实际上是保上海市委的。

    

    上海的武斗是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开始的。有关材料说，为了保证夺权行动的顺利进行，“工总司”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组织了数万人，决定对“赤卫队”采取武装行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他们首先向守卫在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发动了袭击。据目击者说，许多赤手空拳的“赤卫队”成员在这场袭击中被打得鲜血淋淋。这次武斗，“工总司”一共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