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包括新疆和西藏在内的大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进行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然除了台湾，因为红卫兵是不可能去那里夺权的。当时，有人把这叫作“全国山河一片红”。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邮政部门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但因为错误地将台湾也印成了红色，被有关部门在还没有正式发行之前就收了回去。而遗漏的为数不多的几张，后来就成为集邮者争相收藏的“珍品”。
由毛泽东主导这个全国全面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实际上就是号召打倒一切，夺取所有领导干部的领导权。当时的夺权运动，已经不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夺权，而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八年艰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的全面否定。为什么要夺权？是因为这个政权不行了，才夺权嘛！难道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级政权和党组织都不行了吗？
幸亏当时没有在我们军队里进行夺权，因为毛泽东当时考虑到可能需要军队的支持。如果当时军队乱了，全国就会完全失去控制。当然，如果那样，我们这些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就完蛋了。
与我们这些军队干部相比，从中央到最基层的众多地方干部的境遇就要惨多了。在全国“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被打倒了，甚至连农村生产小队的队长都不能幸免。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他还是能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江青等人在上面这一煽动，下面的造反派就积极响应。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人就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拉到清华大学里去进行批斗，并对她进行了人身侮辱。一月上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两次冲进刘少奇的住宅，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以后，又对他们加以软禁，使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还掐掉了电话线，使他们失去和同外界的一切联系。
就这样，一个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不经过任何会议的讨论，没经过任何手续，就被造反派打倒了。从此，斗争逐步升级。最后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从而走完了被彻底打倒的全过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长期被折磨之后，刘少奇终于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陶铸的被打倒，在当时对我们来说，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突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之后不到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邓小平，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