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各地的造反派来会上点火的这一招还真管用，这些人一来参加会议，会议就逐渐掀起了高潮。特别是围绕着派工作组的问题，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就开始多了起来。很多人发言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一进门，就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从而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大家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在这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的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讲了十分钟的话。大致上是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挺身出来领导运动，不要怕群众，要到群众中去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引火烧身。
说实在的，听了这些话，当时我就在心里想：这样引火烧身的人有吗？谁能甘心情愿地让群众轰，让群众骂，让群众搞“喷气式”，让群众挂牌游街、乱轰乱斗，进行人身侮辱？！又有谁以身作则，站出来让群众斗？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未必能够这样做！以我的内心来说，我就不愿意。但是，毛泽东又号召我们要这样做。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以后即将发生的问题。我当时很有些彷徨不定，无所适从。
在这终于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下，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查。
十月二十三日晚，在京西宾馆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中央常委，以及国务院的各位副总理，军委的各位副主席全都到会。
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会议。林彪当即宣布说：“今天晚上的会议，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检查。”到会的人一片沉默，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刘少奇开始念他已经写好的稿子，承认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受挫负有责任。他还说，他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心中无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认识问题。他还表示，他听从党的考验和审查，遵守党的纪律，绝对不搞地下活动和派别活动，保证做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邓小平的检讨就更简单，我记得他只检讨了“专擅”两个字，至于“专擅”两个字的下面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他没有去说。
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检讨以后，林彪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立起身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犯错误，他也有责任，他也要负责等等。至于别的问题，我就记不清楚了。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情况很快就被人捅到了社会上。十一月初，天安门前就出现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从而把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向全世界公开了。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可能从这会议之后，他们就遭到了软禁和监视，没有了行动自由。
七、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政治舞台。这些本来无权无势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翻江倒海，主要还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开始利用年轻学生的热忱和无知来大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撑腰，这一下，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尤其是以他在北京八次接见了红卫兵而著名。
以后一次周恩来对我说，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