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除了在大会上先后作检查、进行自我批评以外，主要就是在小组会议上，由大家对他们作了一些批评。我和余立金都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会议的最后，我和余立金才一个一个地找每位常委谈话，然后又同军区空军的一些同志分别谈了话。会议结束后，各军区空军的同志离开北京时，我和余立金还专门到机场去为他们送行。

    

    在常委一些人的检查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首先是成钧在检查中讲到，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四个人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贺龙听了以后说：“这个会议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你们继续讲你们的意见嘛！吴、余有错误，你们就继续揭嘛！”成钧讲了这件事以后，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几个人也先后在自己的检查中谈到了这件事。

    

    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宇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

    

    八月下旬，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后，我们这个会议还是形成子一个团结的会议。